“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情绪。”马丁·塞里格曼在《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达成自我完善的经典心理指南》一书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是焦虑的时代。这种情绪基调是弗洛伊德奠定的。他亲眼目睹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而新世界又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当旧的价值体系被破坏，而新的还没建立起来时，那个时代就会充满焦虑和不安。”
今天的中国与50年代的美国颇有相似之处。借用一个外国人的观察也许会让整个图景显得更清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浪潮推动1.3亿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寻找工作，在农村留下6000万留守儿童。富裕的新阶层崛起，在贫富之间迅速撕开深深的鸿沟，其规模堪比美国。全国范围内大学扩招，耗尽中国父母一生的积蓄，制造出大量经济无法吸收的毕业生，残酷的竞争气氛不断升级。”
《纽约客》的驻京记者欧逸文2016年发表的一篇长文《遇见弗洛伊德医生》，谈到了中国人在剧烈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的心理危机。文章中有一个细节尤其让人难以释怀：2016年北京自杀热线的负责人告诉他，自杀热线如此供不应求，人们要想打通热线，至少得先拨上8次(后来热线人员扩增，打2次电话就可以拨通了)。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发病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1.12%上升到2016年17.5%(现在很可能已经超过20%)。
这是费立鹏(加拿大人、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前执行主任、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于2016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份针对中国四个省份(96个城市和267个农村)，6.3万人口样本所做的大型流行病学研究。
从费立鹏调查的时段至今，结果又有变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中国人的自杀率在过去15年里是呈断崖式下跌的，从2000年的22～23/10万到2015年的7.8/10万。但现在更突出的现象却是，大学生和中小学生的自杀问题却越来越恶化。
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好，物质越来越丰盛，我们内心却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而这种不安越来越年轻化?
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疑问。上世纪9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界和心理学界曾经提出要用16年时间解决焦虑问题。事实上，现在流行的很多心理治疗方法和药物治疗方法都是那16年里发展出来的，而且实证研究也证明这些方法是有效的，但16年后，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发现，美国人的焦虑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从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的视角观察，认为这是“发展的问题”——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要付出的心灵的代价。
当大家都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饥饿的问题、温饱的问题、住房的问题是主要的。但现在到了相对富裕的阶段，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城市病、工业病、心理病就都出来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遇见弗洛伊德医生》中，欧逸文写到了精神分析学派——一个在美国本土渐失人心，在伍迪·艾伦电影里受尽嘲讽的心理学派，是如何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中受到追捧的，以及背后古怪的名牌意识——就像买包要买Gucci一样，他们认为心理治疗应该首选精神分析，因为弗洛伊德如此有名。
在徐凯文看来：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甚至不足以解释中国人焦虑的成因。“弗洛伊德的时代是强调神经症的时代，很多神经症的产生是因为超我(即道德感)过于强大。而我们这个时代，道德感已经一步步让位于非常即时的满足，像婴儿般追求即时获得当下的名或者利。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物质满足，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失去自我。”
徐凯文是北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和精神科医生，对他而言，这不是一个居于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现实的临床现象。
徐凯文从事心理治疗与危机干预20年，无论在大学，还是在其他社会心理咨询机构，都目睹了各种精神障碍者的激增。临床上，他们大都被诊断为“抑郁症”，但他们的病因既不是生物化学的，也不是原生家庭的，没有心理创伤，也不是因为克服不了的负性认知。他们只是丧失了存在感和意义感，内心是空的，一点点小挫折就能让他们整个地放弃人生。他们内心的荒芜，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重要的外部原因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特殊历史阶段——一个转型与价值重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如何自处?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个时代会完全物理性地反射到我们的心灵吗?
曾经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哥哥都死于毒气室，只有他跟妹妹幸存的维克多·弗兰克尔曾描述说：“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这意味着，无论时代如何，命运如何，最后在如何看待和应对上，你永远有选择的自由。
弗兰克尔向我们提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的内在力量可以改变外在命运。
这也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石之一——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都不是简单直观的反射，而是构建的结果，其中带着我们的经验，感情、行动的欲望和倾向性。基于这种认识，1998年，马丁·塞里格曼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时，呼吁心理学界应当补充一个新的目标：探讨人生的美好之处和使人生美好的有利条件。他希望能在心理学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模型，一个更积极的模型，研究到底是什么让生活变得值得一过，也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
幸福，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学习而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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