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空的价值

8月10日至13日，中国孔子基金会、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实学研究会、山东大学、山东社科院、山东孔子学会共同在山东日照市举办了“儒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百余位学者专家参加了讨论会。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儒家的做人思想是宝贵的遗产

首先，作为自然的“人”，我们应当仁爱。

第二，作为社会的“人”，我们必须仁爱。

那么如何修身达至仁爱？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喜欢学习接近于智慧，努力践行接近于仁爱，知道廉耻接近于勇敢。知道这三个方面就知道怎样修身，知道怎样修身就知道怎样治理人，知道怎样治理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国家了。

中国士人对人文关怀的概括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从《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礼记·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德，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吟唱，再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可以说，中国经世传统中处处充溢着积极入世、刚健有为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道情怀。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更是中国士人对人文关怀的最高概括，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正是这种人文精神赋予中国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使中国文化虽历经沧桑、饱经磨难，却始终高潮迭起，承传不绝。因此，经世传统中蕴含着的丰厚的人文精神，是我们建构现代人文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需要我们去深入地发掘和利用。

近代以来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学术的发展中，存在着科学与人文的严重分裂。科技所达到的对“真”的深度，并不一定能带动“善”与“美”的平行运动。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全球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愈演愈烈，知识分子由于受专业碎化的影响越来越缺乏人文关怀。如胡塞尔所指出的“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

当今人类正面临着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五大冲突及由此冲突而引发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经世实学以社会人生问题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强调学术的功用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这一深刻的人文精神，对于矫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儒学是一种世界性精神文化资源

当代东方儒学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时代的产物。若就儒学本身来讲，它是一种世界性精神文化资源，本不用分东、西的。何况东、西方概念本是带有历史性的概念。它有着相对性、多歧性和不确定性；它是地理的，又是民族的和文化的，也带有政治的含义。而当代所谓东、西方世界的提法，则更多地表达的是政治上分野的意义。而儒学作为一种古老的东方文明，它是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历史的轴心时代，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与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文明几乎同时独立地产生。而后在中国，它经历了从先秦百家争鸣的多元格局走向汉代以后多元融合的大一统文化的过程；在东亚，则经过了在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传播和本土化的过程，呈现出儒学文化圈内的多元文化格局。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文化冲突，儒学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及社会政治的变迁而退居边缘。这种现状的明显改变，始于20世纪后半期。20世纪70年代东亚经济腾飞，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日益在东亚及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显示出一种有别于欧洲人文类型的现代化模式。这不仅令西方经济界瞠目，而且使得许多西方人士意识到，亚洲今天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革背后，有一个传承数千年的历史背景。不少人惊呼，东方的传统文化已经觉醒，并且在建设新生活中释放出巨大能量。其中，东亚一些国家，儒学在东西文化冲突中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变动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整合转换了形态,从而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找到了新的定位，儒学又重新介入国民教育，或融入国民精神中，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儒学并不是阻碍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根源，它需要在社会变动中与市场经济结合并吸收西方制度文化的精华。儒学的退位，是由于东西文化的冲突，儒学的转型，表现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互补。而当代儒学的复苏，所预示的是新的东西文化对话融合的时代。

儒学本来就是一种世界性精神文化资源，儒学最终还要在多元文化中定位，回归为世界多元文化之一元的地位，只有在全球化趋势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儒家伦理才有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

就中国而言，中国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的整合中，有三项工作要做：第一，接续作为民族文化之源的儒学；第二，清理作为封建政治文化的儒学；第三，整合在国民教育、国民精神中的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