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哲学思想领域，孔子学说和庄子学说，是互为映照、又分歧井然的学说。在前人对其的众多阐释解析中，有不少是百姓听不懂的。近日读《史记·孔子世家》《秋水》和《后汉书·郭太传》，我略获心得——即得出一个最易懂、又最能说清楚的“孔庄”思想差异的说法。
我们就取人生中的“活着”和“死去”的哲学命题来说事儿。举历史上一个简单的例子：《后汉书·郭太传》记载有孟敏的故事：一天在路上，孟敏不小心把身后挑着的罐子掉在地下，摔得粉碎。可他头也不回，看都不看一眼，继续向前走了。信奉孔子思想的郭太（字林宗）见了感到奇怪，就问他为何摔碎了东西连看都不看？而信奉庄子哲学的孟敏则回答说：“罐子已经摔破了，看它又有何用呢。”在对待生命（一个物体也是代表着一个生命体）的存在价值上，孔子主张珍惜生命的“活着”，能补救的一定要补救，而不是一味地放弃。罐子既是被摔碎了，也应该回头看看，还能不能补救复原；而庄子对生命个体的态度恰恰是相反的，他认为，一个生命体去了就去了，像罐子，被摔碎了也就碎了，这是天意，再看它还有何意义？这个故事明显体现出了“孔庄”思想的根本区别：孔子拿得起，庄子放得下；一个积极，一个消极。
不过，从他们思想的社会历史流传再看他们的思想，则又是“拿得起的悲壮；放得下的悲凉”。
中国人从来就讲究“圆满”和“善性”。特别是“至善”几乎成为数千年来，深入中华民族灵魂和 骨髓的哲学命题。孔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之所以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上一直被人崇尚，其根本就在于，他的至善思想一直撬动着中华民族的心灵，并且他的处世思想符合我们民族的处世趋向——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孔子周游列国时“子畏于匡”的典故就很说明问题。《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外出游说时被匡地的人们围困。面对死亡威胁，孔子则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而他的弟子颜回面对死亡则说：自己怕死，如果自己就这样死了，身上肩负的道义该怎么传承下去……
在这个故事里，孔子和他的得意门生颜回都有上乘的表现。孔子不怕死，颜回不敢死，面对猝然而至的生死抉择和考验，他们想到的，不是一己之生死，而是道统之传承。孔子不怕死，是因为自以为铁肩担道义，道义既然不会绝灭，承担道义的自己亦自然不会无端而死，即所谓吉人天相。对自我安全的信心来自于对文明不绝的信心，自我的强大来自于道义的强大。而颜回不敢死，是因为道义尚未实现，自己当随老师推而广之、扩而大之、肩而行之，绝不敢一死了之。对自我生命的珍惜来自于对道义的珍惜、对责任的担当和对老师的承诺。死，其实容易；活着，其实很难，仁以为己任，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颠沛造次而不能放手，不亦重乎！
孔子也好，颜回也罢，他们都能把一己的生命和一个“活着的责任”对接起来，从而获得对死亡的超越。这实际上就是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看待。回到现代，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我们中华民族经过了百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那些先我们而去的革命先烈和先贤们，他们的生命价值观，其实都可归到“生为责任，兼济天下”的价值观上。而且，我们的生命价值观，是在孔子思想价值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的民族的“至善、为公、责任”的生命理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让自己的生命发光！（作者：宋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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