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生活观

路遥离开这个喧哗的尘世已经18年了。时间真是快得让人不敢正视。

认识路遥是在1988年。那一年，我到陕西作协组稿。通过诗人晓雷，见到了当时陕西一批前辈名家：王汶石、杜鹏程、胡采等，一屋子人。这些老作家们当时聚集在杜鹏程家里谈天说地，气氛相当热闹。看上去，他们跟普通的老人聚堆似乎没有多大区别，见到我，好几位起身让座。最先站起身让座的是王汶石。他长得慈眉善目，脸盘饱满。杜鹏程端坐在土炕式的木床上，比他清瘦得多，也严肃得多，记忆中有两道很粗浓的眉。在这些老作家堆里，一个年轻的编辑所能做到的，就是与他们谈《新结识的伙伴》《在和平的日子里》《保卫延安》等印象。那都是当年让我非常感动的作品。

就在同一天晚上，我见到了路遥。之前看过他写“文革”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所以，当我提起来时，引发了路遥的谈兴。他曾经在延安读书，是那个年代的学生领袖。而他对于政治的兴趣，也由此而生。交谈中，感受到路遥的政治视野非常开阔，思想深邃而丰厚，他的成熟无论从外形还是内在，都超过他的实际年龄。此后，我每年差不多要去一趟西安，而每次去，也都要见见路遥。每次相见，都是在他的写作间。那个写作间是一个低矮的平房，可以透过敞开的简陋的门，望到他家的那栋砖混小楼。头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傍晚，从他家那个闪着灯光的小楼里，不时传来钢琴的声音。路遥说，他的女儿在家里练钢琴。

第二次见到路遥印象更深。也是在陕西作家协会那个院子。那个院子本来就不大，加上增添的一些简易房子，院子更显狭小。还有个招待所就在这个院落里拥挤着。走在这样的院落里，不免会感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居然生活着路遥、陈忠实、京夫、邹志安等一批陕西名家。他们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简易平房里写作。路遥当时在写长篇《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具体说，他已经在下面的矿区写好了初稿，回到这里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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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进到他的写作间时，我发现低矮狭窄的土屋里摆放着一个奇特的案子，那是一块门板架在两把椅子靠背上，搭成了一个挺长的“写字台”，上面铺着一堆稿纸，一边堆着一大堆麦氏咖啡的小袋子。再看墙角处，也堆有这样一堆咖啡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个让我震撼的场景，我认为当年的曹雪芹也不过就是过着这样一种“绳床瓦灶”的生活。我们静静地伫立了好一会儿，没见路遥回来。正值中午，可能他出去吃饭了。中午，是他的早晨。《早晨从中午开始》这部六万字的创作谈中，写满了令人心碎的感伤。我看这本书比看他的《平凡的世界》更加刻骨铭心。

他吃饭极其简单。他到院外的集市上买一棵大葱和一个馍，将大葱皮剥掉，往衣襟上一蹭，走一步咬口馍,再咬口葱，等他快走到写作间屋门口时，馍嚼完了，大葱也吃完了。他在这段不长的路上，匆匆完成了中午大餐。然后，他坐在那个门板上开始了他的庄严的写作。

关于他吃饭的这个细节并非我亲眼目睹，而是从陕西的另一位作家王观胜的怀念文章中读到的，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消亡》。仅从题目上看，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路遥的故去将陕西乡土作家们的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带走了，终结了。这是个酸楚的话题。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另一位英年早逝的陕西作家邹志安。他有两篇短篇小说获全国奖:《小公马》和《支书下台唱大戏》。邹志安是在路遥故去之后远逝的。我也曾到过他的那个冬天透风、无比寒冷的写作间看他。他招待我的方式也极其特殊:随手拎起一瓶简装白酒，用牙一紧便咬开铁皮酒瓶盖，然后往我手中一递，让我喝一口，暖暖身子！

我呆瞅着他，没有接酒瓶子，他倒自己一仰头对着瓶嘴“咕嘟”着。他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作家，可能习惯了过苦日子，也习惯了自虐式的写作。但是，他们还是因此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那段时间，陕西作协那个院子里被一种深刻的悲情笼罩着，传说上天要在这里收文曲星了，于是乎，过年的时候，这里的鞭炮燃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多。这是后话也是闲话。

那天中午没有见到路遥。晚饭后，我们从那个昔日的高桂兹公馆院落出来散步，走到一个大墙边儿。那地方很是僻静。大墙很长，隔一段便有一个路灯洒一片浑黄的光团。在这静谧之中，突然自前边拐弯处传来一种气喘吁吁的声音，那声音粗重急促，脚步声更是响得沉重，因为路的弯弧还看不到对面的人，只能从声音中判断对面过来的人肯定是一个负重者。猜想可能是挑着很沉重的担子吧。

很快，对面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吭哧着声音吃力地走过来，直到走进了路灯的光团里，我才看清他弯着腰，双手搂抱着一叠砖，步履踉跄。晓雷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路遥，他赶快迎上前去。到了跟前，我才看清路遥抱着一叠像砖垛似的书。他停在那里喘得几乎说不出话了。我们帮他将书抱回他的那个写作间。他一边擦拭着珠汗翻腾的额头，一边兴致勃勃地说这些书有多么好。我翻看了一下，大都是国外一些政治家的传记。他当时雄心勃勃地投入到他的大作品创作中。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要在四十岁之前将这样一部大作品呈现给读者。果然，他兑现了诺言，那部大作品便是《平凡的世界》。为了写作这样一部书，他有着不可思议的经历。他准备材料用了三年。开始写时，怎么也写不好开头，写一个撕掉一个。他太希望将开头写好，写得一鸣惊人。写了好几天开头，才终于调整了心态，平和地写下去，就像这部鸿篇巨制的名字一样。然而，他的写作过程无法平静。他独居在一个矿区里写。极度孤寂中有个耗子每天准时过来人立而起，弗解地瞅着他。节假日时，矿区家属区灯光日渐稀少时，他便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一个人苦苦地在这里爬格子，究竟是为了什么。路遥在他的惊世骇俗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就详尽叙述了写作这部大书的动人经历。这部书看得我热泪横流，就像看梵高的《渴望生活》。最感动人的是书即将写好的时候，一帮朋友在等着为他竣工庆贺，一桌丰盛酒席热腾腾地等着他。而他却迟迟无法完成全书的最后一段。因为他的手突然无法握笔了，那手僵直着像鸡爪。他用一盆热水泡着手，用另一只手抻拉着僵指，好久好久，手指才复苏。当他终于将全书划上句号时，他一把推开窗户，将这支笔远远地扔了出去。然后，他进到卫生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叩问着：究竟为什么要这样？他居然大哭起来。一个从事写作的人，看到这里，能不动容？

再一次见到路遥的时候，还是在他的那间简陋的写作间。他歪倒着倚坐在土炕式的木床上，脸色灰暗。《平凡的世界》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他正应该是最高兴的时候，而他见到我头一句话竟然是说他现在是“深刻的颓废”。我向他祝贺他的获奖。他却不以为然。他显得很累很累，他勉强坐起来，述说了他写完全书后，每天会坐在作协收发室的那个椅子上晒太阳。晒着晒着就会睡着。他说他那时连马路都不会过了。喔，他显然因为写这部大作而伤了元气，他需要休息，需要好好地修整一段。看他如此疲惫，不忍多聊，便告辞了那间小屋。

不曾想到，这竟然是最后的一面。两个半月后，晓雷告诉我路遥病逝。

当时，晓雷是陕西作协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每天忙于单位与医院之间。他是路遥的挚友，路遥有病期间，他是接触路遥最多的人，也了解路遥，因此，当他悲伤地跟我细述路遥生前死后的诸多感慨时，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悲情之中。这一切，都发生在18年前。

18年前，竟然如此清晰如同昨日。

路遥的音容笑貌没有随着时间在我的记忆中淡化，路遥的作品，也没有随着时间而在热爱他的读者中淡化。他42岁的、浓缩的生命，在18年的喧嚣尘世中，更见其超越的价值与意义。

这几天我在越来越冷的沈阳家中写了一篇怀念不久前故去的东北老作家谢挺宇老师的文章，文中还略述了我对于马加、思基、方冰、陈淼、慕柯夫等东北那一代前辈作家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当那篇文章刚刚写好的时候，我就启程赴延安参加纪念路遥逝世15周年的活动。在辽宁与陕西这两地作家的交往中，在我曾经主编过的《鸭绿江》杂志与《延河》杂志的两刊交流中，在东北的张作霖的大帅府与西北的高桂兹公馆的建筑院落里，那种空间的历史沉淀，好像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源缘之感在打动着我，还有历史与现实，文化人的命运及其文学的盛衰起伏，等等，一并如潮水在我的感觉与记忆中交汇着汹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