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人类真正能够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实现物质生活的丰裕，不过一两百年的时间。自17和18世纪开始，那场席卷欧美的社会大转型造成了传统农业社会自然进程的断裂，工业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来临，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在100年内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单就人类日常生活而言，机器的发明、化学物品的广泛使用、交通工具的步步改善，以及进入20世纪之后各种电子、电器甚至数码产品的蜂拥而至，不仅使人类终于填饱了肚子，而且同样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尽管自1840年以来，内忧外患使得古老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落后，与贫弱为伍。但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饥饿与贫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在极短的时间里变得丰裕起来。
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20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报告》
人类物质生活的丰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关，当然也关乎社会制度的健康变革。但是，几乎无可争辩的是，在物质生活不断丰裕时，人们常常并没有同步地体会到幸福感的增长。几乎在短短30年即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堪称“一瞬”的时间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感受。有关中国人幸福感降低的讨论比比皆是，其中不乏各种严谨的研究。一项调查发现，2012年尽管中国人经济上的乐观情绪（82%）远远超过美国人（50%），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却只有21%，其中收入满意度更是只有10%（这两项美国人皆为58%）。
有关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幸福感较低的解释各式各样。有人说，中国社会的变迁导致人们安全感的丧失，包括缺乏社会保障都是人们感受不到幸福感的原因；也有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没有洁净的空气和安全的食品，以及公正的法律，是人们缺乏幸福感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人幸福感缺失也是精神性的或心理性的因素造成的：其一，社会变迁的速度过快，过快的变迁在改变一切的时候也提升了人们对变迁的期待，由此，即使变化快的人群或阶层对变迁带来的个人生活的变化依旧不满；其二，不同的人群或阶层的变迁速率不一致，变迁慢的人群或阶层，因变迁带来的个人生活的积极变化抵御不住同他人比较后产生的相对剥夺，而消极不满。
中国人的幸福感状况，充分说明了幸福感不仅关乎物质生活的改善，同样关乎精神世界的成长，关乎我们的人民是否能够从物质的丰裕中获得生活的意义。意义或意义感是人们对某种物质生活条件、某种社会行为，再或某种生活状态的价值认同，是一种关乎日常生活及其价值理性的独特的社会心理。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推动了人类进步的先哲们，都是能够凭借有限的物质资源成功打造生活或行为意义感的伟大人物。他们虽然称不上是专业的社会心理学家，但却无一不凭借着对人类社会心理的出色洞悉，或直接赋予单调的生活以意义感，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义感之间建立起了常规的逻辑联系，再或通过各式各样的典范或榜样，带动起了芸芸众生矢志不渝地追求意义感。即使在我们现时的社会生活中，那些成功的艺术家、体育明星、专业工作者甚至商人们，大多也是打造意义感的能工巧匠。比如，那些销售房屋或品牌商品的商人们，都知道如何将这些有形的商品作为某种无形的社会地位或阶层的符号或象征，从而赋予其能够促使人们追求的意义感。但是，或许正是因为商业社会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过度借用，增添了我们为今日之丰裕生活寻找意义感的专业难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斥了越来越多的商品之时，人生的意义越发变得枯萎，或单向度地指向物质本身。
（作者：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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