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人们讨论不完的永恒话题。关于幸福，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笔下穷困潦倒的密考伯先生（Wilkins Micawber）说过：“年收入20英镑，年花费19英镑19先令6便士，那就是幸福。年收入20英镑，年花费20英镑零1便士，那就是不幸。”不论是古希腊仰望星空的亚里士多德、法国乡间离群索居的卢梭、英国牛津大学阅读休谟著作的边沁，还是中国本土周游列国的孔子、“西出阳关无所踪”的老子，幸福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先哲们无数遍地思索和揣摩，并给出了各自的回答。那么什么是幸福？秉承自然主义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提倡自由主义的卢梭认为幸福就是一种符合本性的生活，即自爱、怜悯和善的生活；而倡导功利主义的边沁则认为幸福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快乐既是善，并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立法原则。中国传统儒家的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体现了儒家德福一致的幸福观；而代表道家的老子则认为顺应自然就是幸福，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似乎很难进行客观地评价，人们之间的幸福观也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
瞬时幸福感可用公式进行衡量
既然幸福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那么幸福感是否根本无法计算和衡量呢？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就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H=S+C+V）。总幸福指数是指人们较为稳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暂时的快乐和幸福。在电影院看了一部喜剧，或者在餐厅吃了一顿美食，这些都是暂时的快感；而幸福感是令你感到持续的、稳定的幸福感觉，包括对现实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和对自己生命质量的评价，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全面肯定。而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也有一个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其中，效用可近似看作个人的财富，幸福可近似看为满足感，它是现实生活状态和心里期待的比较，效用和欲望两者之间的落差越大，幸福感就越差。当然这种计算也存在着偏颇之处，因为有研究显示，人们的幸福感与其财富并不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关系。
既然幸福分为瞬时幸福和永久幸福，如果抛开前文所述那些受到基因遗传、后天环境以及人们的心理因素影响的永久幸福指数，瞬时幸福感或许真的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较为准确的衡量。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认知与计算神经学家罗伯·拉特利奇（Robb Rutledge）及其团队于2014年7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的《主观瞬时幸福感的一个计算神经模型》一文就给出了如下计算公式：
拉特利奇的实验首先验证了人们实际收益的增加并不能增加其主观瞬时幸福指数（下文简称“快乐指数”。如果我们更为精确地区分永久幸福和瞬时幸福，那么永久幸福可以称为幸福指数，瞬时幸福应该称为快乐指数）。在该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在多轮次的风险选项和确定选项中做出选择，并在每2—3轮决策后汇报其此刻的快乐指数。其快乐指数由被试在电脑屏幕显示滚动条中的选择来衡量——滚动条从左到右表示快乐程度的高低。随着实验轮次的进行，人们的平均收益从20英镑增加到28.51英镑，但是其快乐指数并不随之增加。因此人们的快乐与实际的收益无关，而是分别受到了人们做出选择的期望收益（CR或EV）以及实际收益与期望收益之间的落差（RPE）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式左边即被试在第t轮决策后所汇报的快乐指数，右边的CRj代表的是被试在第j轮时选择确定选项时的期望收益，EVj为被试在第j轮选择风险选项时的期望收益，RPEj代表的则是被试在第j轮时选择了风险选项后真实收益与期望收益之间的差值。（其中当被试选择确定选项时，EV=0，RPE=0；当被试选择风险选项时，CR=0。）γ是遗忘因子，代表的是该轮次之前被试的CR、EV和RPE值对于此刻的快乐指数存在的衰减效果。这也就意味着越近发生的选择对快乐指数的影响越大。通过大量的被试数据估计出该方程中的各个系数w0，w1，w2，w3和γ值，我们就可以通过被试做出选择的期望收益和实际与期望之间的落差来估计其此刻的快乐指数。该实验显示，CR、EV和RPE值对快乐指数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且RPE的影响要显著大于EV。
拉特利奇及其团队还将该模型与诸多备选模型进行了比较，发现该模型拥有更好的解释力，其拟合优度达到0.47。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行为实验来验证该数学计算公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由于人们可能对于估算当前的收益并不在行，该实验团队设计了在电脑屏幕上显示被试的当前收益，此时实际收益与快乐指数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所加强，但是仍然无法达到显著水平。他们还设计了被试的收益只在某些随机抽取的轮次中进行显示，同样得到了稳健的结果。既然当被试选择风险选项时，其期望收益对快乐指数有正的显著影响，而其实际收益对快乐指数无显著影响，RPE值却又等于实际收益减去期望收益，那么就非常有必要对RPE值进行更加严苛的检验。如果说RPE值与快乐指数正相关，那么从RPE值中拆分出的实际收益应该与快乐指数正相关，而拆分出的期望收益应该与快乐指数负相关，且拆分出的期望收益的负影响越大，那么拆分出的实际收益的正影响也要越大，才能使RPE值对快乐指数的影响为正。其实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作者的假设，两者的权重系数确实呈现负相关。
不仅如此，该研究团队还通过智能手机平台如苹果手机的iOS系统和安卓手机系统进行了大样本实验。多达18420名匿名被试用手机参加了实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该模型的普适性和稳健性。
瞬时幸福感和预期误差有关
我们都知道，多巴胺是一种与快乐相关的神经传导物质，大脑分泌的多巴胺越多，人们就感觉越快乐。神经影像学研究显示，RPE值与腹侧纹状体密切相关，而该脑区是多巴胺起作用的神经靶区。我们不得不佩服拉特利奇及其团队异常严谨的科学精神，他们进行了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实验来进一步验证其行为实验的结果，发现被试在实验任务中纹状体的激活水平与被试之后轮次中的快乐指数显著相关。作者验证了腹侧纹状体的激活情况同样能够用上述数学计算模型进行解释，且CR、EV和RPE值与腹侧纹状体激活情况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不过腹侧纹状体的激活情况无法与瞬时快乐指数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他们还发现右侧前脑岛的激活情况与瞬时快乐指数正相关。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因为右侧前脑岛被认为是支持人们的内感受性情感知觉的脑区。拉特利奇及其团队还发现，自我汇报拥有更高幸福感的被试，其右侧前脑岛中灰质的容量更多。为了研究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他们在实验开始之前通过询问被试“你对于自己最近生活状态的总体满意度是多少？”来测度其永久幸福感，然后看看永久幸福感是否也与脑岛的激活有关，结果并未发现这种相关性。这意味着不同形式的幸福感，其神经学和心理学机理也不尽相同。
拉特利奇及其团队的行为实验和脑科学实验显示，人们的瞬时幸福指数并不与获得的结果直接相关，而是取决于结果和预期之间的差别有多大，这与萨缪尔森的猜测是一致的。作者用计量回归估计得到的遗忘因子为0.61，这意味着10轮之前的决策对此刻瞬时幸福感的影响几乎为零。同时该实验也显示，幸福感与人们暂时的预期误差呈现出正相关，这种误差导致了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说明了多巴胺在调节人们的情绪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13AZD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郑昊力，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天天励志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