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孩子所爱所选”说来容易做来难，天下父母都有的挣扎与不舍，中研院院士陈建仁也有。他如何做到放手与尊重？
两年前，Evelyn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告诉父亲，现任中研院院士陈建仁说，她的新工作有着落了。 “只是钱好像更少了，”她轻声说。二十五岁的Evelyn原来在家庭失能的青少女中途之家工作，和青少女们住在一起，辅导她们，一个月领薪水三万五。她考虑的下一份工作，则是人权团体的秘书，起薪大约是两万八千元。只见陈建仁简单回了她一句，“没关系，那不是重点。” 要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父亲说出这句话，并非没有经过挣扎。学者出身的他和过去在电信局服务的太太曾经期待，孩子可以和他们一样，选择简单稳定的工作。但两个女儿却选择颠簸的道路。人权团体的营运大部份依赖募款，募款不够的时候就得裁员，加上薪资不高，人员流动率也高。陈建仁常听小女儿Evelyn说组织里没有工读生了，或者又有哪位同事离职了的故事。大女儿怡如则在护理系毕业后进了安宁疗护病房，她经常得面对人的生死。除了要值大夜班、小夜班，病人如果在半夜往生，怡如也得凌晨赶出门。一开始夫妻俩会等门：一个年轻女孩子半夜出门，要骑摩托车行过暗路，怎能不担心？ “等到后来就有点生气，”陈建仁有点自嘲地笑说，自己神经比较大条，睡着了之后就不醒人事；可是太太总睡不好，隔天见到女儿，还忍不住要念她。两个女儿，一个工作不稳定，一个工时不稳定。身为父亲，感性那一面担心女儿受苦，理性那一面则告诉他要尊重孩子所爱所选。 “说不担心是骗人的，”在SARS期间临危受命接任卫生署长的他，谈起孩子时仍透露出天下父母都会有的脆弱与不舍。 “这是孩子选择的路，走得无怨无悔，甘之如饴就好。毕竟理想的实现，比金钱稳定和舒适更重要，人生有这样的机会，要把握，”陈建仁的理性提醒他。生命不是填满自己，而是要与人分享，两姊妹受父母的身教影响很深。信仰天主教的陈建仁认为，生命的价值是为人类服务和贡献，每个人的专业都该以此为目的。陈建仁父亲是前高雄县长陈新安，他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候，官大的父亲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曾经有人把弃婴丢在家里经营的幼儿园前，母亲捡回抚养，家里最高纪录是同时抚养四名孤儿。他上高中后，台湾退出联合国，身边的人大量移民。他和朋友却觉得怎样都要撑住一口气，“不一定要搞革命，但社会一定要更好。” 念台大动物系时，他进了登山社，跑到偏远山地服务；他创办慈幼会，走进孤儿院、老人院；研究所时，他从动物转念公共卫生，为的是更紧密与人群连结。做为一位国际级的学者，陈建仁认为，服务精神的体现，就是与人产生美好的互动。未来的年轻人不管选择哪一条道路，都该具备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信仰与经验，让他在孩子教养过程中，自然地从时间的分配、金钱的使用，和阅读的广度上告诉孩子，生命不是填满自己就足够，还要记得留一块与人分享。从孩子五、六岁开始，陈建仁夫妇就会开车，载着小朋友，和教会的神父、修女到老人院送礼物、到精神病院送月饼。国中开始，他们会引导孩子，红包里多少比例要花、要存、多少要捐出来。再大一点，两姊妹更选择固定捐献的公益机构。女儿的书架上，摆的是史怀哲、特里萨修女还有南丁格尔的传记，诉说着他们选择奉献的人生道路；就像原可以当管风琴大师或神学教授的史怀哲，却选择走到非洲，服务病人的故事。到了大学时代，陈建仁没鼓励两姊妹打工，而是鼓励他们当志工，希望他们更认识这个社会。孩子，你可以慢慢来正因两代分享同样的生命价值，陈建仁尽管明白孩子选择的风险，却愿意支持她们热情的抉择。他经常跟女儿说，“命运不是偶然的，是选择的。当妳们做了最好的选择，就去走。需要帮忙，就跟爸爸妈妈说。”两夫妻选择为他们祈祷，站在背后支持、默默关心。他把住家搬到怡如工作的医院附近，让大女儿夜班结束可以早点回家；同时让小女儿和他们住在一起，不必负担房租。去年他和妻子结婚三十周年，女儿们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个弥撒仪式。女儿们在仪式上说，“爸爸妈妈教我们一件事，就是不要把钱摆在第一位，更重要的是把爱心传给别人。” 尊重孩子所选，他也意外发现，孩子带给上一辈很多惊喜和学习。他听怡如怎样付出完整关怀、怎样适应悲伤和面对生死；也听姊妹们从露德之家回来后抱怨“爸，你都不关心艾滋病患”，然后他开始去了解、改善艾滋病人的照顾，并在卫生署署长任内主动与艾滋病友握手、拥抱。现在两姊妹依旧带着父母的支持，追逐梦想。怡如在比利时念宗教，Evelyn在德国念人权学程，两人未来仍希望走上服务的第一线。在人生道路上，不少父母选择要孩子快快跑，跟上他人步伐；而陈建仁却沈静谦逊，要孩子慢慢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当父母对成功的定义更宽广，用「价值」而非「价格」看待孩子时，反而能像陈建仁一样，静静等待孩子展露生命的光与热。 “孩子要选择所爱，才能全心投入，走得开心，” 陈建仁说，他感谢上天，女儿们都做了自己最快乐，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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