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守时期的马马光，既是一位颇有政绩的政治家，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史学家。一生中既有宦海的沉浮，又有著述的艰辛。而且他一生中的主要著作都与他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有的著述本身就是为施展其政治抱负而作。如他主持编修的著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以济世之心而探求济世之术的尝试。因此，离开了他的政治活动，我们就元法全面地了解司马光在史学上的贡献。
司马光，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生于1019 年，卒于1086 年。1019 年随其做官的父亲生于河南光州，故取单名“光”，后随其父到处漂泊，到过浙江、四川广元等地。生活虽游移不定，但司马光的父亲非常注意对他的培养。16 岁时，司马光就随其父诵读诗书，相传他的父亲曾为他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因圆木易动，不能睡稳，故曰“警枕”，司马光一旦惊醒，便挑灯夜读。父亲的苦心不仅使司马光学识大长，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两点都是司马光以后踏入仕途和著书立说所不可缺少的。
20 岁那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后做过多年地方官，并为葬父而闲居故里。虽环境有变，但他没有丝毫懈怠，坚持读书，直到1061 年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生活才开始安定起来。司马光做了谏官以后，屡奏表章以评时政，方辞甚切，提出许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但终不为英宗所采纳，难以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但忠诚可嘉的司马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宋史•司马光传》）。《通志》仿效《左传》，以年为经，叙战国与秦朝事。
《通志》呈给英宗后，“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阅，续其书”，此事发生在治平三年（1066 年）。从此，司马光可以专设史局，自选史臣，且有遍览宫廷藏书和政府供应笔札等良好的撰书条件，开始了《资治通鉴》这部宏篇巨制的编写。
司马光清楚地知道，要编这样大部头的著作，“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因此邀集范祖禹、刘恕、刘攽作他的助手。范祖禹精于唐史，编写唐五代部分；刘恕编写魏晋南北朝部分；刘攽则负责周秦两汉部分的编写。这三个都是名重一时的历史学家，而司马光又能根据各自特长进行合理分工，这就保证了《资治通鉴》一书能有相当高的质量。
就在司马光开始编写《资治通鉴》的第二年，即1068 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曾为好友，但在变法与否和怎样变法方面与王安石存在严重的分歧，因而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领袖。王安石新法既行，司马光受到排挤，政治上失意，被罢了翰林学士之职，并于1070 年到永兴年（今西安）任地方官，后又出任西京御史台，居住洛阳15 年。御史台为有名无权的荣誉差使，这样，司马光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主持和参与《资治通鉴》一书的编写。离开京师，居住洛阳，无疑是在政治上对司马光的一次沉重打击，但对于《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的问世却是一件幸事。
在留居洛阳期间，司马光已是人生暮年，且身体赢弱多病。元丰五年（1082 年），司马光“忽得语涩病、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宋史•司马光传》）。即使如此，司马光及其助手常常闭门谢客，而且“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披阅众多史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修撰不已。
历时19 载，在1084 年完成了《资治通鉴》一书的编修。司马光考虑到《资治通鉴》一书卷帙浩繁，阅读多有不便，又编写了30 卷的《资治通鉴目录》。止目录仿《史记》年表体例，年代列于上，所载历史事件在《资治通鉴》一书中的卷数列于下，使读者便于循览。此外，曾编有30 卷的《资治通鉴考异》，说明编书时对材料的考订和取舍。这两本书成为充分了解《资治通鉴》一书的史学成就所必不可缺少的资料。
成书两年之后，即在1086 年，司马光与世长辞了。故人虽逝去，功业存千秋。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三家分晋到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共1，362 年的历史，凡294 卷。
经东汉荀悦编《汉纪》以后，我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史书均断代为史， 而司马光则编写了一部编年体通史，融汇古今、上下贯通、气势磅礴，堪为史家典范。
《资治通鉴》一书虽有编年体体例，但却吸收了纪传体的优点，每记一历史事件，必详细交待其前因后果以及相应制度的沿革，避免了记流水帐的弊端。这样，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既有时间性，又有完整性。
在史料的选择上，《资治通鉴》一书也是既网罗宏富，又取舍精审。除历代正史上，又广采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等。每论一事，往往用三、四种资料相互徵发。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先列《长编》、著《考异》，在确保资料的系统化前提下，先考订真伪然后择优选取，然后着手《资治通鉴》的编写。《资治通鉴考异》一书，除说明在众多史料中存此去彼的原因外，还保留了许多亡佚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史家修史，旨在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得失，从而做到以古方今，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之一。但明确提出以此为目的而修史，并在此原则指导下进行选材和编纂者，恐只有司马光一人。在编《资治通鉴》一书时， 司马光曾说：“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诫者，为编年一书。”（《进通鉴表》）当然，《资治通鉴》一书对经济、文化方面则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鉴于《资治通鉴》的成就，不仅后代史家纷纷效仿，而且出现了许多专治《通鉴》的专家，形成“通鉴学”。后人也把司马光与司马迁相提并论， 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两司马”，以褒扬司马光为中国史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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