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典籍丰富，流派繁多，蔚为壮观。其历史之悠久，底蕴之深厚，内容之丰厚，影响之深远，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任何一种文化所不及的，且长期居于世界文化之先头。要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弄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了解它的形成和发展背景、根本精神和基本特征，以及它的影响和意义；其次，要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研究中国文化就是要总结和继承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创造的这份宝贵的、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以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一、 文化与传统文化释义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这是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首先要碰到而且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但这又是一个最常见最难以说清的问题。因为对于文化一词，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统一的公认的定义。据有关资料统计，文化的定义大约有200多种，而每一种观点都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和层次来界说文化。即使是同一概念，人们在使用时又常常蕴涵着不同的含义。本文仅从文化的释义入手，对文化一词进行剖析。
（一）文化的界定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化”在汉语中是由两个词素组成的，然而，最早“文”与“化”是不并用的。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日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层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序》所载“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尚书•舜典》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为此义；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漠》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以上诸说的“化”不仅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可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一并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贫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西方各民族语言系统中，亦有与“文化”对应的词汇，不过它们相互之间还有细微差别。拉丁文Cultura，原形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与拉丁语同属印欧语系的英文、法文，也用Culture来表示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这就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文治教化”内涵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Culture却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继而才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的。从这层意义上分析、Culture的内蕴比“文化”更为宽广，而与中国语言系统中的另一词汇“文明”更加切近。“文明”，从词源学上追溯，正如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智文明”时所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是从人类的物质创造（尤其是对火的利用）扩展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简言之，“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文化。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共称四大“文明古国”而不称“文化古国”，原因正在这里。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但是，“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却是近世以来由欧洲人发起端绪。究其缘由，显然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是经历了文艺复兴以来多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认识到，风俗、信仰、社会形态，乃至语言，并非如中世纪神学宣称的那样凝固不变，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进程。
二是因“地理大发现”而兴起的海外探险及范围广泛的殖民活动，令欧洲人发现，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大不相同，人类文化呈现纷繁斑驳的共时性多样化状貌。
文化在时间上的流变和空间上的差异，引起思想家们的浓厚兴趣。近世以来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而带来的研究手段和条件的极大改善，尤其是社会进步大趋势对于精神养料的迫切需求，更直接促成专业化的文化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并已基本形成如下共识：
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植立之兽”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生物属性等自然性。文化的出发点是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进而也改造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人打磨石器的过程，人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水平和技能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以及最后完成的这件包含着人的价值取向的石器，都是文化现象，均属“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就是文化。
（二）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甚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即指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作“大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含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把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纳入“文化”的范畴。
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的“文化”。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在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界说。在汉语言系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范畴。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里的“文化”，也属狭义文化。
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涉及范围大小有别，狭义文化在逻辑上从属于广义文化，与后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本书肯定“大文化”概念，但基本上是以“小文化”为论述范围，主要围绕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而展开论述的。
（三）文化的结构与层次
关于文化结构与层次，由于研究领域的不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我们在这里以四层次说展开论述。
第一，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直接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发展水平。
第二，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种社会的活动，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人类高于动物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创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服务于他们自己，同时又约束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创造出一系列的处理人与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相互关系的准则，并将它们规范化为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族、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等。这一部分文化成果虽然不直接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但它们的特质、发展水平归根结底是由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一定方式所决定的。
第三，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这是一种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生活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礼记•王制篇》说“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汉书•王吉传》载“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都是对于人类行为文化的明确指认。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文化，首先是社会的、集体的，它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即便有的原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和发起的，但是它们也必须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民俗。其次，跟集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播布的关系。
第四，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蕴化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具体而论，心态文化又可以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层次。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等。社会心理较直接地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与行为文化交融互补，互为表里。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它们往往是由专业的文化工作者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完善，并以物化形态——通常是著作、艺术作品——固定下来，播之四海，传于后世。
依其与社会存在关系的疏密程度，我们又可将社会意识形态区别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权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作为基层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和法权观念，是经济基础的集中表现，与社会存在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但它的产生和发展仍然要经过社会心理这一中间环节起作用。作为高层意识形态的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其终极根源当然也要追溯到社会存在，但它们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社会存在通过一系列中介作用于这类高层意识形态，而社会心理和基层意识形态便是其间的中介。
（四）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民族性、国度性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在世界历史上，各民族、各国家分别在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提供的舞台上，演出了情节有别、风格各异的文化正剧。本书所论的中国文化是指由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的文化。
中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摇篮。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内涵经历了一个渐次扩展的过程。上古时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自认为居天下之中央，故称中国，而将周边地区称为四方。这一认识见诸先秦史籍者如，《诗经•大雅•生民之什》说：“民亦劳上，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庄子•田子方》载：“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均为此义。秦汉以后，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中央政权建立，历朝版图时有损益，但基本趋势是不断拓展。清代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内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包括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和俄罗斯的部分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同政府相继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签订边界条约，至此，形状酷似雄鸡的中国疆域最终定位。本书所论中国文化，在地域范围内，以此为界。
中华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中华民族是现今中国境内由华夏族演衍而来的汉族及55个少数民族的总称、“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华”，本义为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含文化发达之意。元人王元亮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后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唐律疏议释文》）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的发展，中国境内各族间的联系纽带愈益强化，民族共同体诸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渐趋完备。进入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国境内各族更增进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形成自觉的民族观念，“中华民族”遂成为包括中国境内诸民族的共同称谓。在全世界范围内，“凡遇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专集》第11册。）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从内容上讲，它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从时间上讲，它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就其基本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完备深刻的伦理道德。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同时又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点。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目前，虽然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典型的伦理型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长达数千年，其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专制社会。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表现形态中，传统伦理思想处于中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
第一，强调知行统一，知识与道德统一
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其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学说，其宇宙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其哲学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人伦效法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了，伦理化了，人的价值以伦理原则为尺度。从认识论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知行统一，认识与道德统一，认识的目的是在于觉悟，在于行德。《白虎通义》称：“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所谓觉悟，就是打开心灵的混沌，焕发德行的潜力。以德行觉悟为认识的主要目标，既是中国文化伦理型性格的表现，又助长了它的伦理化走向。因此，中国文化认识外在客观事物，即使是自然界，也把它与人伦道德搅在一起，而不把它当作独立的认识对象。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可以称作“德性文化”。在这种“求善”的德性文化模式制约下，中国的“治道”要津不在“法”冶，而在“人”治，而“人”治又特别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尊者、长者尤其要讲究以表率服人。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这一思想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第二，以惩恶扬善为宗旨，强调教化作用
中国文化十分强调“惩恶扬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就强调“文以载道”，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倡美与善相结合。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用），徒锦也，况虚车乎？”（《通书•文辞》，《周元公集》），并不承认文学在传播政治伦理学说外，还自有独立的价值。唐代诗人杜甫也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诗》），因文章主要是载道的而不敢以文章写得好而自尊自傲。在绘画艺术中，画家着力表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日月、天地万物，不是为了表现它们自身的美，而是因为从它们的生命节律和形式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的运行节律和形式，体悟到伦理道德和思想感情。正如墨竹画家文灏说：“竹如我，我如竹。”他之所以醉心于绘画“心虚异众草，节劲逾万木”的竹子，就是要用竹来颂扬谦逊的品格。坚贞的气节，借以砥励自己的品格。写物是为了写人，以颂扬人伦道德、节操。在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中，自然都成了有性格、有感情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的作品方为上乘之作。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浸透了人伦道德的观念，成为劝善的工具，教化的载体。就是史学，也不以存史为主要目的，而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写历史是服从和服务于伦理的需要。中国古代教育也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学习文化知识放在第二位。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孟子也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明人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史学、教育都以“惩恶扬善”的教化为目的，渗透了伦理道德观念。
第三，强调“忠、孝”，充满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特别重视宣传“忠”、“孝”观念。宗法专制的中国古代社会把天下（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封建国家的政体就是按照父权家长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君主是全国的“严父”。诚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百姓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所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倡“以孝治天下”。他们认为：“其为人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在他们看来，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就能忠于君王，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也就太平了。中国古代政治从来就没有完善而独立的法律制度，而是以德代政，以道德说教来代替法制制度的实施。此外，中国古代文化充满人文精神，具有非宗教性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事、人伦摆在首要地位，而不是宗教。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由于中国文化充满人文精神，重人伦，讲究“忠”、“孝”、“仁”、“义”，所以，造就了历史上众多的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志士仁人。由于中国文化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数千年辉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意识，也是残害人民的精神枷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糟粕，也严重地阻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二）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但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构成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却不是最早的。但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有最顽强的生命延续力。这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民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因亚历山大大帝国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文化学界将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而在它们之中，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入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直至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与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等，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万里长江，是由无数高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合成奔腾的大河，一直向前发展，从不中断，直到汇入大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汇入综合了我国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奇观。
第二，表现出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精神首先表现在对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学术主张。中国古代思想家虽各有所尊，但又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把这当-想象作文化发展的理想境界。所以，春秋战国时虽百家争鸣，互相驳难，但也互相吸收。如吕不韦就主张统揽百家，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佛)、道三者得以长期并存，更是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包容会通精神。所以，在中国古代，儒、释(佛)道三者的神可以并祀于一堂，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更是可以见到三者合一的许多具体描写。唐太宗在《大秦景教碑》序文里，甚至表达了任何宗教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思想。事实上，古代中国除了儒、道、佛三家并存外，甚至还以宽厚的心态接受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融合力使得中国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羝、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三）突出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第一，中国文化因地理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样性。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早在两干多年前，其版图便“东渐于海，西被干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准也参差不齐。因此，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成形：从大的文化类型来分有在湿润的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从不同地域细分：东临沧海有齐鲁文化；“四塞之地”有秦文化；地居中原有晋文化；荆楚大地有楚文化；而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下游分别有巴蜀文化、楚文化与吴越文化；这些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特色。
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人文地理之异，以至于文化思潮也庞杂多歧：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各地区学术研究有自己传统的研究领域，反映出文化思潮的连续性和地区间的相对独立性，而且在同一领域中，由于地区间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清代江苏、安徽学者皆以治经为主，浙江学者擅长治史。在宋代文坛上，形成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以徐照、徐巩、赵师秀、翁卷为代表的永嘉派；明末形成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袁宏道、袁宗都、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清代则有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方苞、刘大栅、姚和为首的桐城派，以浑敬为首的阳湖派，以张惠言为首的吴派。这些派别均因地域得名，反映了地域性的文化分野。
第二，中国文化由于在地理位置特殊的半封闭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而具有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人文内涵
中华民族生息在东亚大陆上，东面是茫茫大海，西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广大沙漠，西南面是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其地形特点是西高东低，形如一把巨大的躺椅，背靠欧亚大陆腹地，面对辽阔的太平洋。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文化，它产生于一个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因此，中国文化遵循着一条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古代文明古国大不相同。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与悠久性达到了惊人的统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珍贵现象。由于中国地理位置处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国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圈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的。它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与东地中海文化和南亚文化大相径庭。以文字为例，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从文学艺术上看，中国文学艺术自成一体。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古印度的《黎俱吠陀》，以色列地区的《希伯莱诗》，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处于同一时代，但《诗经》中的《国风》和《大雅》既不同于《黎俱吠陀》、《伊里亚特》那种近于小说、戏剧的叙事诗和史诗，也不同于《希伯莱诗》那种歌唱人生与宗教的抒情诗，而是一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诗。从哲学上看，中国哲学也有一整套独特的范畴体系。如先秦两汉提出的阴与阳、天与人、名与实、常与变，矛盾观中的一与二，人性论中的善与恶。魏晋时期玄家综合儒道两家，提出有与无、体与用、本与末、一与多、言与意、动与静、自然与名教等等，与欧洲哲学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创立的范畴体系（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等）在立论的角度和侧重点上均大异其趣。
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学习它、认识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民族本身。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人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地球村”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地球村”的合作与竞争，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真切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较之把握诸如皮肤、头发、眼睛的颜色之类体质特征要困难得多。然而，任何民族，其文化形态尽管纷繁多彩，但都可以寻觅到该民族文化的主色调、主旋律。唯其如此，才有英国人绅士风度说，德国人精确高效率说；美国人自由开放说，日本人善采异邦说，等等。我们之所以能够从芸芸众生中大致辨识各民族的特征，是因为每一个民族内部，固然存在着繁复多样的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及个人教养和性格的差别，但同时也深藏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便是所谓民族精神。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我们认识自己，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可靠途径。
第二，有助于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我们当前的国情。跨世纪一代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这一千秋伟业的认识前提是切实认清中国的国情。国情不是空洞物，其实质就是文化的历史及其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程度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数千年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同时也带来因袭的重负。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积极因素，我们吸取得还很不充分，但其负面影响已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忧虑。深入剖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今日中国的影响，总结我们走过的道路，是认清国情的必要工作。
第三，有助于以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去继承传统，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影响中国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借助于它，历史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实现。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并非仅滞留于博物馆的陈列品和图书馆的线装书之间，它还活跃在今人和未来人的实践当中，并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改变自己。每一个有志于为民族的未来贡献心智和汗水的中国人，都应该努力熟悉传统，分析传统，变革传统，而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培育这种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的最好课堂之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这样的学习、研究对象，掌握正确的方法，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方法：
第一，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相结合。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演化，内容异常丰富。我们既要对它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又要避免被无法穷尽的枝节材料所淹没，唯有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二，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相结合。中国文化的要义，多被记录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之中。研读这些古籍，尤其是其中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献，如《诗经》、《周易》、《论语》、《史记》等等，对于我们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众多要素，是以非文本的形式，存留于社会生活之中，例如起居习俗、宗教礼仪、道德规范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文本之外的社会生活的宽阔领域，将典籍研习与社会考察结合起来，相互比照，相互映证，相互补充，从而对于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有一个动态的、全面的了解。
第三，批判继承与开拓创新相结合。千百年来，我们的先辈对于养育自己的中国文化，进行过详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苛求前人，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非历史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被前辈的认识成就所束缚。一味沿袭前说，只会窒息科学的生命。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要求。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我们唯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同时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发发展，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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