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关羽只是三国时蜀汉的一员猛将，他自微时起，便与刘备一起打天下。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这样介绍他：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
此后至用了数百字记录关羽一生的功过得失。关羽在与刘备一起的创业中，一度被曹操俘虏，也曾为曹军建立过战功，曹操与袁绍的战争里，于“万众之中”，关羽取袁绍大将颜良之首，解“白马之围”，并因此被封为“汉寿亭侯”。后来，关又归刘备，在为刘备守荆州的过程中，北攻魏之樊城，降魏将于禁，斩魏将庞德，威震华夏。因为思想上的麻痹，在进攻魏国时，对东吴缺少必要的警惕，给东吴以偷袭荆州的机会，遂败走麦城，被擒身亡。蜀后主谥为“状缪侯”。
如果就史书所记载这点事迹来看，与之相近的将领，在“二十四史”之中不知凡几。而千百年来，名声越来越大、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大帝”，进而上升为“神”，则除了关羽之外，没有第二人。至明中叶以后关羽的知名度超过孔夫子（特别是在民间），成为压过“圣人”的“武圣人”，这是出人意料的。清代的史学家赵翼也觉得很奇怪，他在《陔余丛考》35卷“关壮缪”条中说：
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当阳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武安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子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于大地同不朽。何有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
“崇拜关羽”是民间英雄崇拜的一部分。它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论述宗教根源时曾指出：人性中的软弱的一面和与生俱来的依赖感是宗教起源之一。英雄崇拜也是如此，它也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种需求和依赖。费尔巴哈还说：“我所必需的东西，就是我所依赖的东西。”英雄崇拜说明了人的软弱的一面、它需要英雄的强悍来支持。关羽崇拜又是弱势群体的崇拜，关羽首先是许多弱势群体的保护神。关羽的生平及其被后世人们附加上的光环正是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缺少、并且特别需要的东西，因此他才成为民间英雄崇拜中最为突出的崇拜。
从宗法网络中流离出来的游民在浪迹江湖、求得生存和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深感自己的软弱，因为往昔长期生活在封建宗法的共同体中，而在这个共同体中是保护与控制共存的，这样必然会造成人格的萎缩和怯懦、缺少个性和进取精神。当他们在宗法制度之下时并未感到这些缺欠，可是当他们一旦脱离宗法网络、成为游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这些性格与意识上的缺欠是多么妨碍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于是，他们在克服这些缺欠的同时，必然也会寻求意识上补偿、追求自己所缺少的东西、把这些附加在自己所崇拜的英雄身上，形成自己的英雄崇拜，并且以通俗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广泛的影响。
闯江湖的游民需要的英雄是高大勇武、无所畏惧、重朋友、讲义气，而且要与游民有大体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最终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发迹变泰”，甚至上升为“神”。这个崇拜之中最为显要的就是《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
中国民间向来存在多神崇拜，历史、传说、神话、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有可能成为“神”，受到民间大众的崇拜。统治者把这种泛崇拜称之为“淫祀”，并加以限制。关羽崇拜不是像赵翼所云是宋代以后形成的。这一点在胡小伟先生的《关帝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有详尽的论述，这里不赘。但是，也应看到宋代以前的关羽神化过程主要还是民间推动的，其中佛道两教与少数民族的风俗起了很大作用，但上层统治者对这个崇拜尚未给予较大的关注，更无明显的影响。作为“神”的关羽的一些典型的特征与情节尚未形成：如“桃园三结义”“夜读春秋”（《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的《江表传》只是说他爱读《左传》）“青龙偃月刀”“赤兔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聚义”“华容道义释曹操”等。到了宋代关羽的形象才日渐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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