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7月17日，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已经78岁的他登上了广州前往上海的轮船。在酷热的天气下他闭着双眼一动不动，下属官员们都在船上静静地等候，鸦雀无声。当有官员上船来告诉他外国各领事馆对他的新任命的反应是：诸领事皆额手称庆时，他说了一个后来被很多有‘性格’的人反复引用的话：舍我其谁！
仅仅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此次的北上和外国谈判的事比较乐观。他可能认为凭他多年周游各国和各国要人所建立的良好‘关系’是能解决这次帝国危机的吧。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那句后来被各国所公认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李鸿章自知自己年事已高，来日无多，设身处地地从他的角度去想一想，可能也就剩下一个‘留史清名’的愿望了，如果处理得好，可能就会冲淡他签署《马关条约》的沉重，于是，就在满朝的官员都逃离京城的情况下，他满怀希望地前往了。
后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签署了《辛丑条约》，并且是在一边吐血一边和各国领事周旋的情况下签署的。而且签署前得到了慈禧的批准。据说慈禧看见条约中在要惩治的人中没有牵涉到她时，非常高兴，连连给李鸿章发电催签。她只考虑到她自己，其他的对她来说都不重要。
在谈判期间，李病倒了，英、美两国公使前来‘探望‘，就在病床前对李告知了他们新商议的条约大纲内容，并恶狠狠地对李说：免费范文网免费范文网www.zhlzw.com这个大纲是最后的立场了，如果再不签字，大战马上就爆发，希望贵大臣不要重蹈覆辙，自取灭亡！两国公使走后，李鸿章‘放声大哭’。
是啊，他怎么能不哭呢？现在已普遍承认的真理是‘弱国无外交’，当时的大清帝国拿什么去和人家谈呢？事实上中国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中都再没有‘谈’的资格，就是有了所谓的‘谈’也不过是任人摆布，惟命是从。不能有强大国防保护的国家是没有人会尊重的。直到53年后的朝鲜战争，中国才又有了和外国平等‘谈’的地位。这地位是哭不出来而只能靠打出来的。
很多朋友以为李鸿章是天生的‘卖国贼’，认为只要是他签署的协约或则参加的谈判都是误国、卖国的。其实不然。早在1873年，李就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去和秘鲁谈过。当时秘鲁是从中国沿海掠走奴隶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秘鲁的劳工多达11万人，这些劳工在秘鲁受到非人的虐待。于是劳工们联名写下了《诉苦公禀》给大清帝国政府，希望能得到外交保护。秘鲁公使抢先到天津要和大清政府签订‘友好条约’，李鸿章坚持要先派人到秘鲁调查华人劳工待遇再谈条约，秘鲁公使坚持不干，而且还借重其他列强国家来施压，李鸿章最后拍案而起：在秘鲁的华人无论老幼都是中华帝国皇帝的子民，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说签订什么友好条约，秘鲁怎么掠走的就得怎么安全送回来，而且一个都不能少！
后来秘鲁大使灰溜溜地回国了。难道这是另一个李鸿章吗？非也，完全还是国家实力使然，虽然大清帝国当时已经很不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秘鲁还不是对手。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臣，谁不想说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关键是实力，实力才是说话的本钱。
1901年的9月7日，李鸿章终于代表朝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回家就又一次吐血了，据记载达‘半痰盂’之多，且呈‘紫黑色大块’。精神和肉体都垮了的他在病床上给朝廷写了一份《和议会同画折》，其中说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
这段话在飞雨看来可以算是李鸿章的政治遗言。虽然简短却意义深重。先是说出了他对帝国处境的看法‘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说明了帝国已经衰弱到和谁争都会吃亏的地步；其次又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创深痛钜，薄海惊心！’，说明李鸿章对帝国到了这一地步是非常痛心的；再次又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就是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帝国都应该稳住与诸强的关系，然后‘内图富强’，这样才有可能有一点转机；最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
诚然，我们不能完全赞同李鸿章的政治遗言，因为国际政治往往比个人交往更加地复杂和龌龊，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如此，什么‘文明世界’那只是强国的一个幌子，能欺压就欺压，能掠夺就掠夺才是帝国们的本色；但李鸿章作为晚清最后一个重要的、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说这番话自然有他的道理，更何况他是在年事已高、重病发作而已知来日无多的情况下写下的。所谓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不过如斯了。
接着，李鸿章没能等到慈禧回京就死去了，死前一周未进食。他凄惨地躺在此次到京的临时居住地――贤良寺，甚至就在死前的一个小时俄国的大使还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对俄占领东北地区的条约上签字，李鸿章已经没了眼泪，他闭上眼睛一言不发，直到俄国大使离开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和中国为难’。李才睁开了眼睛，而且炯炯有神，口中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已经发不出声了。直到其他人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方才瞑目。是年79岁。
飞雨写下此文不是为李鸿章‘翻案’，责任历史自有定说。我只是想通过李鸿章的个人生平折射出一个末代王朝的影子。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实际上是永远相连的，国家强，则国人说话底气足，国家衰，不说平民，就是官至李鸿章等也不过落个悲惨结局。
从李鸿章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少年得志但最终因大环境不利而最终郁郁不得志的有志人们。所以，民族、国家、个人其实是三位一体的，看看以前，想想将来，我们那一个人能说自己身上没有一份责任呢？李鸿章签署的卖国条约其实是一个国家腐朽、落后的证明，他固有他的责任，但让他一个人来抗这个责任是不正确的。在飞雨看来，把战败、签丧权辱国条约的责任归到一个人的头上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对其他人的责任解脱。我们现在可以嘲讽那些当年在‘戊戌六君子’被砍头时无动于衷的先民们，我们认为他们麻木、愚昧、自私，回头反省自己，再看看身边的人们，难道不是还有吗？
愿所有希望中国强大昌盛、人民幸福的先人们安息，我们惊喜地看到，中国已经觉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