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接班人”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人选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参加大会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时，直接或间接地又谈到了人事安排的问题。他表示：“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干个名誉主席……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
毛泽东的这番公开表态，八大正式选举出几位中央副主席，及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领导职务的确立等一系列措施和安排，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解决“接班人”问题了。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访苏期间，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说到了他不当主席的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接着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了中共党内已经进一步明确了“接班人”，并且在“刘少奇第一、邓小平第二”这一“接班人”的顺序上取得了共识。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包括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所涉及的“接班人”问题，归结起来有这样几点：指出了中共最早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是在延安，“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明确了在4位副主席中，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刘少奇被“摘掉”与林彪的被“瞩目”
1962年，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了9篇重要文章，着重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刘少奇。1970年12月，在回答斯诺关于“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摘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那就早。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1965年秋，周恩来曾与王稼祥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次周总理和我谈话，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11人当选常委。全会并未重选中央副主席，但林彪副主席的职务会后被提及，而经八大选举产生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职务会后不再提及。显然，毛泽东确认了林彪领先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地位。
8月18日，毛泽东等接见百万红卫兵及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在报道中提到林彪时说：“毛主席和林彪等同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及会后林彪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举动，向全世界公开了毛泽东对“接班人”人选的态度。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谈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
邓小平从未游离出毛泽东的视线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接班人”的人选终于在1967年9月明确了。9月24日，毛泽东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这是毛泽东的重要表态，它肯定了林彪的一个新“身份”。11月21日，周恩来等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报送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确认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是《通报》最为重要的内容，毛泽东通过此举再次明确了他对林彪接班的态度。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认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在批判邓小平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并不排斥邓小平。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时，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了，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表示；在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
“接班人”的选择是毛泽东从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出发，对中共领导核心中能够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人选反复思索的结果，是让毛泽东费尽心血的问题。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既要具备“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从而掌握、领导打“文仗”的素质；又要有指挥“武仗”，统率千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才华。毛泽东曾经设想、并且为之努力的林彪和邓小平共处的格局，体现了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刻认识。
然而，九大时，毛泽东对“接班人”格局的设想没能实现。这也许成了历史的遗憾，但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思考与行动直到他去世前都没有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