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心理学探新200302
作者：严标宾/郑雪/邱林
【内容提要】采用量表法对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三个地区的大学生被试的主观幸福感(SWB)进行了比较。差异检验表明，在总体SWB水平上，三个地区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在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维度上差异都显著。分层回归的结果发现，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和外在价值变量对三个地区大学生的生活满意感和积极情感都作出了增值贡献；外在准则变量对三个地区的消极情感作出了增值贡献。
【英文摘要】A comparison of SWB in college students of Chinese mainland,Hong Kong and USA was evaluated by using questionnaire.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life satisfaction,positive emo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but not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areas.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economic state,social relations and outside value orientation added explained variances to life satisfac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s of all the areas.Norms added explained variance to negative emotion.
【关 键 词】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
subjective well-being/life satisfaction/positive emotion/negative emotion
【正 文】
1 前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Diener(1994)等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生活满意感是对生活的整体认知评价，积极情感是指合群、乐观、自尊、愉快等，消极情感则与此相反[1]。这也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文化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考察是诸多跨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实，文化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2]。目前，对文化最重要也是最广泛的一种观点是把它分为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研究者认为，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在诸如生活满意感、情感体验、社会取向、价值观、判断准则等方面存在差异[3]。而Eunkook Suh等人(1998)按照“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法则进行分类时认为美国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国家，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国家，而香港则处于两者的中间地带[4]。因此对这三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比较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作为三种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主观幸福感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面存在一些较明显的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分别在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抽取若干样本进行调查，样本构成见表1。
表1 三地区人数比例
附图{图}
2.2 量具
我们采用了Ed Diener等人编制的《国际大学调查》(ICS)问卷（分A卷和B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资料（年龄、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等）、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等方面。被试多采用9点量表进行作答：1表示最否定，9表示最肯定；相应地计分时选1者记1分，选9者记9分。问卷调查过程中，都采用随机把A卷和B卷发给被试的方法。已有的研究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5]
2.3 程序
数据的收集和初步整理持续了近两年。首先把英文版的ICS量表同时寄发给各个地区的合作者，然后由他们采用跨文化研究常用的方法把它转换成本国使用的量表。例如，这一量表在中国大陆使用时，先由一位中英文熟练者将它翻译成中文，然后由另一位中英文熟练者把中文译本翻译成英文，最后把两个译本交专家对比和修改，确定正式使用的中文版调查表。量表施测后，由各个地区的合作者把数据寄回，采用SPSS10.0进行整理分析。
3 结果
表2 三地区SWB、LF、PA及NA的平均数及标准差
附图{图}
注：SWB，总体主观幸福感；PA，积极情感；NA，消极情感；LF，生活满意感（下同）。
3.1 三地区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比较
我们对三个地区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及其认知维度（生活满意感）和情感维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进行简单比较，结果如表2。为了对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有更准确的把握，我们对它们进行简单事后比较，结果如表3。事后比较发现大陆大学生的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都比美国大学生低，而与香港大学生的差异则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香港大学生比大陆大学生更多消极情感，而与美国大学生则无显著差异，而且他们的生活满意感也与美国大学生差异不显著。
表3 三地区LF、PA和NA的事后比较检验
附图{图}
表4 生活满意感的分层回归
附图{图}
注：社会关系包含家庭、朋友、室友、恋爱四方面；内在价值包含自我目标实现、学习能力、道德水平三方面；外在价值包含身材长相、健康水平、考试分数、物质财富四方面。下表同。
3.2 主观幸福感两个维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主观幸福感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的影响因素，我们以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为因变量，性别、经济水平、外在准则、自我体验、社会关系、价值取向（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等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为此，我们将各类变量分层输入回归方程，计算两层之间R2产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F检验值，考察输入新的一类预测指标到回归方程之后，R2是否有可靠的提高。结果如下（表4、表5、表6）。
表4、表5、表6表明，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和外在价值变量对三个地区大学生的生活满意感和积极情感都作出了增值贡献；性别变量只对大陆大学生的生活满意感产生影响；外在准则变量只对美国大学生的生活满意感及三个地区大学生的消极情感产生增值贡献。另外，自我体验变量也对三个地区大学生的生活满意感以及大陆和美国大学生的积极情感作出增值贡献，而内在价值却意外地没有对大陆大学生的生活满意感作出增值贡献。
表5 积极情感的分层回归
附图{图}
表6 消极情感的分层回归
附图{图}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陆大学生的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都比美国大学生低，而与香港大学生的差异则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一发现与Diener(1995)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发现，中国大学生对幸福的评价比美国大学生更低，而且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少考虑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满意或快乐。研究者究其原因发现，在东亚文化中人们不仅生活满意感的理想水平更低，而且他们对积极情感（如快乐和幸福）的评价也比美国文化中的人们更低[6]。
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香港大学生的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和大陆及美国大学生比较都没有达到显著差异。这正证明它处于北美文化与东亚文化的中间水平。同时，研究发现香港大学生的消极情感比大陆大学生更高，而与美国大学生则无显著差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大陆、香港和美国三地区大学生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差异不显著，这再一次验证了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整体的主观评价的观点，它不是由认知维度或情感维度单一决定的，但是没有支持Diener(1999)等报告的“北美人比东亚人报告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结论[7]。
本研究发现，影响三个地区大学生生活满意感和积极情感的共同因素有三个：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和外在价值变量。由于我们选取的被试都是大学生，他们基本上都是消费者，因此，经济状况的影响无庸置疑。同时，已有的对社会关系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集体主义国家还是个体主义国家，和谐的家庭关系与生活满意感的相关都达到了几乎一致的相关[8]。而外在价值变量的贡献从某种程度上再一次重复了经济状况产生贡献的结论。大学生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年龄阶段，外在的价值对他们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另外，我们还发现，内在价值竟然没有对大陆大学生的生活满意感作出增值贡献，这是我们感到惊讶的发现。这反映了现代大学生在继承传统价值观时可能出现了一种应引起人们特别是教育家关注的不良倾向。
Radhakrishnan等研究发现，个体主义国家个体的生活满意感主要由情感体验预测，而集体主义国家个体的生活满意感则主要由情感体验和外在准则共同预测，并且两者具有几乎相等的预测力[9]。本研究发现，外在准则竟然没有对大陆和香港大学生却对美国大学生的生活满意感产生增值贡献，这与上述结论不尽符合，但却与梁漱溟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西方人极重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而中国人讲的都是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中国人以服从事务一个人为道德，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都是如此，而西方只有对多少人的服从没有对某个人的服从。”[10]因此，大陆大学生的外在准则更多的是来自于父母、家庭或朋友，而美国大学生的外在准则则可能更多来自于社会。另外，自我体验变量不但对三个地区大学生的生活满意感产生了增值贡献，而且同时对大陆和美国大学生的积极情感作出增值贡献。换句话说，自我体验不再只对个体主义国家个体的生活满意感和情感体验产生预测作用了。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当今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写照。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往来，各种文化不断交融、磨合、互动，最终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趋向整合。因此，可以说本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揭示了文化的这种融合趋势。
【参考文献】
[1] Diener E.Assessing subjective well-being:Progress and opportunitie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4,31:103-157.
[2] Butler A C,Hokanson J E,Flynn H A.A comparison of self-esteem liability and low trait self-esteem as vulnerability factors for depress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4,66:166-77.
[3] Kennon M Sheldon,Tim Kasser.Goals,congruence,and positive well-being:New empirical support or humanistic theories[J].The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Beverly Hills,2001:1-16.
[4] Eunkook Suh,Ed Diener,Shigehiro Oishi,Harry C.Triandis.The Shifting of Life Satisfaction Judgments Across Cultures:Emotions Versus Norm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2):482-493.
[5] Diener E,Suh E M.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Cambridge,MA:MIT Press,2000.87-112.
[6] Diener E,Suh E,Oishi S,Shao L.Norms for Affect:National Comparisons[A].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Emotions.Toronto,canada,1996.
[7] Diener E,Suh E M.Nation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M].In D Kahneman,E Diener,N Schwarz,eds.,Well-being: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New York:Russell-Stage,1999.
[8] Leeakulthanit O,Day R.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ais and American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3,30:49-70.
[9] Radhakrishnan P,Chan D K 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discrepancy and life satisfa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1997,32:387-98.
[10] 黄克剑.梁漱溟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160-186.
http://mind.studa.com/bulletin/060325/20060324140558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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