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焦虑找工作，白领焦虑没完没了的加班，农民工焦虑过年回家的火车票——没有一点儿焦虑的人不知道在哪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新完成的一项调查（2134人参与）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
据报道，相比5年前，有47．8％的人“更焦虑了”，而高学历者、穷人、领导干部和城里人被认为是更易产生焦虑情绪的人群。“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未解决”，香港巴士阿叔叔的名言告诉我们，焦虑，似乎并非“转型期”的内地独有。确实，个人焦虑不分肤色、不分地域，关键的问题，如果每个人的焦虑都指向明确，焦虑原因普遍相似，那么，这就不再是简单的个人焦虑，而是社会焦虑，这也不再是个人心理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所谓社会焦虑，是指由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而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这种心理状态如果从量变走向质变，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很显然，要舒缓和抚慰社会性焦虑，只依靠个人调节和心理辅导远远不够，而更应该从政治、经济等高度来努力。比如说，“大学生焦虑找工作”，这种“心理紧张”，通过个人的自我安慰或情绪发泄作用就十分有限，最终还得回到社会决策上来。
制度化的渠道才是减弱社会焦虑的首要“安全阀”。武汉大学康均心教授曾撰文指出，社会安全阀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保障机制，即扩大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上下沟通机制，应建立群众利益表达、意见反映的正常渠道；第三方调停机制，即实现政企分开，减少政府成为冲突对象的可能性；分配调节机制，以此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冲突制度化机制，通过法律手段，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容忍冲突的发生。
无论是对收入差距拉大的焦虑，对法制不健全的焦虑，还是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快速变迁的焦虑，这些焦虑都有明确的指向，也都具备一定的普遍性。社会焦虑作为民众内心的不安全感，虽然未付诸行动，可是，普遍的、长期的社会焦虑如同大量微不足道的小白蚁，会渐渐破坏社会和民族的凝聚力，损害社会的价值系统和评判机制，甚至吞噬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对于社会焦虑，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来解决。在社会冲突理论中，中产阶层一直被看作为最稳定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的缓冲带。因此，缓解社会焦虑，应着重培育中间阶层，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以此来预留社会政策的调整空间，缓解上、下两层的紧张冲突。通过对社会焦虑的认识，我们必须警惕民众的这种普遍挫折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以开放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和卓有远见的勇气来缓解社会性焦虑，避免社会冲突，为时还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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