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需要主流社会对此高度关切。二是需要成熟活跃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化解焦虑。三是需要社会精英的清醒，以及与年轻人的充分沟通。
无论在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社会中，年轻人的抱怨和困扰都已引起人们广泛关切。年轻人对于自己是“屌丝”的抱怨，对于社会对自己重视不够的焦虑，对于自我实现和完成不足的困扰等等，都是这些年来社会的典型现象。虽然对这些现象有许多不同分析，但其中心都在于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的焦虑。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物质相对丰裕的时代，年轻白领及其主要后备军大学生等都是网络舆论的主流人群。他们温饱完全没有问题，无须为最基本的生计发愁。来自父辈积蓄的支持和可预期的对基本财产的继承，都构成了与社会基本保障一样甚至更重要的经济保障。但现实问题是，他们自己的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大富大贵又都遥不可及，而在当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富二代”们、网络和金融新贵或者演艺明星的炫目光彩，更是让他们的挫折感和失落感加剧，对人生意义的困惑变大，焦虑加深。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普通体力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原来高等教育稀缺时代的收入溢价逐渐消失，很多年轻人在上过大学后并未显示出在职场上的充足竞争力。往往低级白领工作的成就感不高，未来上升的空间也难看到，加之现在普遍化的大学教育很多时候并未培养出年轻人的一技之长，使其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变成社会精英，而是泯然于无数这样过着缺少色彩的平常生活的普通白领之中，时间长了看不到新的前景，就产生了对社会的失望。
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阶层上升，往往需要艰苦磨炼和从青年时代开始的大约15年的奋力打拼，传统工业时代的所谓富豪往往都经历过这样的传奇故事。但在今天，拥有知识产权或特殊技能的IT精英、创业新贵以及演艺明星们，这些在其相关领域的成功者原来往往都和普通白领以及大学生有着相似的生活轨迹，但因其具备一技之长便迅速崛起。另外，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中，人们不可能有巨额财产继承的机会。但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继承巨额财产已经相对常见，而且这种“富二代”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很大的传播效应。
这些都加剧了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的苦闷，他们往往对这些人有“羡慕嫉妒恨”的复杂心理，同时也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慨叹。这些都会造成他们对主流价值的困惑，甚至对社会的不满。而中国发展的自身路径又让一些人将这方面的困扰变成对社会基本运行方式的不满，从而构成某种社会风险，给一些负面的价值以可乘之机。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一部分。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都面临中产失落问题。所谓1%和99%的不公平问题，不再是赤贫无产阶级和脑满肠肥的富人之间的矛盾，而是部分传统富人、新科技和金融以及演艺等领域新贵与普通白领等群体的冲突，大学生普遍的不满在于原有高等教育收入溢价的失去。这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新议题，不是哪个国家独有。中国当下年轻人的状况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其实也都相似。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需要主流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在拓宽年轻人成长空间、创造更多公平机会、激发年轻人对主流价值的认同等方面下功夫。二是需要成熟活跃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化解焦虑。三是需要社会精英的清醒，以及与年轻人的充分沟通。社会既要有灵活而充分的理解、沟通和倾听的渠道，也要有对主流价值的坚定持守。中国的发展还远未到顶，年轻人的上升也还有巨大空间，这其实是我们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的现实优势。
（作者：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原载《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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