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上的“低头族”、对面不相识的城市邻里、冷暖自知的独居老人……为什么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少了群体的温情，多了隔离的冷漠?
美国社会学博士D.士丹利·艾岑曾撰文《The Atrophy of Social Life —— how social isolation is affecting society》(社交生活的退化——社会隔离如何影响社交)，展现了美国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隔离现象与之前相比的快速加剧趋势。反观我国，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隔离现象也是比较显著的。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人际交往确实发生了变化。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工作的压力让都市人越来越缺乏真诚的交流与沟通。从一细微处来审视，一份在乌鲁木齐市的邻里关系调查显示，“近六成被访者不认识对门邻居，邻里关系呈形式化、表面化趋势”。调查中大多数被访者认为，目前的邻里关系虽然没有到形同陌路之地步，但大不如以前亲密、融洽。人们认识的邻居范围一般只限于对门，邻里交往仅仅停留在碰面、打招呼的层面，到邻居家串门聊天这类在以前司空见惯的事，如今却非常少见。多数被访者认为生活节奏加快改变了原有的邻里关系，住房结构的改变、传统邻里观念的淡化也是原因。此外，科技发展给人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疏远。调查发现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选择网络来与人沟通，如今的家庭聚会中，“低头族”们各玩各的手机、平板而缺乏沟通的现象比比皆是。
从空间角度分析，以前城乡联系较少，人员流动性低，城乡间的隔离不言而喻，而且呈现出单一的空间性隔离现象。如今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则令空间性隔离具有多样化的表现。首先，进城务工、求学的人明显增多，加剧了乡村内部的社会隔离。以往，常年生活在同一村庄的人们，因生活和劳作的紧密联系能很快熟识，农业生产过程中互帮互助，农闲时期串门聊天，乡邻意识很强，春节拜年时几乎能拜访到村里的各家各户，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村人际关系是何等紧密?如今村里的年轻人频繁进城务工，这就隔断了他们与同村人频繁的交往，尤其是随父母进城的孩子对本村人几乎不认识。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独居又是隔离的另一典型例证。其次，农村进城务工潮流中进城的人们在城市中也往往处于一种隔离状态，有学者引人社会距离的概念，通过调查得知，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他们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离，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
现代社会的人际隔离因何而起?研究表明，信息化社会显示了人类社会正在一个由微电子信息、通讯技术和基因工程等所构成的技术范式中活动，它取代了工业化时代主要围绕能量的生产和分配而组织起来的技术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网络化逻辑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以及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与此同时，各种电子形式的社会沟通、表现和互动本身已经开始构成一种人类的存在方式。“互联网一代”在体验作为地球村成员的现代化信息社会生活的便利的同时，对现实交际的依赖减少，个体独立性获得了发展，这使得社会隔离的程度也在增加。
此外，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消费从属于生产，消费就是对物品的需求。但在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看来，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品，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不仅包括物品，还包括人的身体、心理、观念，甚至性欲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人们在交往中无疑更加理性。按照消费社会理论的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交换的关系所决定的交换过程，个人利益是人们之所以相互交往背后的普遍动机。现在看来，功利化的社会人际关系确实淡化了人的感情。
不过，以上基于社会学理论的隔离成因分析，并不能贴切说明中国社会隔离现象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社会隔离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人们安全感的普遍缺失。
心理学家卡尔霍恩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拥挤实验，实验证明过度的拥挤导致了老鼠一些病理行为的发展，这些实验结果是极令人吃惊的。如果推广到人类的拥挤问题上，这个实验强烈地暗示了，过度拥挤对我们今日的生活有不利影响。1992年，心理学家贝特森和休伊进行了一次人类拥挤实验，结果表明“拥挤看起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需要用知识去完成的任务和对环境的操纵”，从而影响人的心理舒适性和安全感。尽管影响无法定量，现代社会人口密度的增大对于人的心理安全感无疑产生一些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人群密集的场合人们都会有意识加强防御、提高警惕也是一种证明。
当然，以上只是一种客观原因，造成安全感缺失的主因在于当今我们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之中，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则集中表现为人际交往的“信任缺失”。1990年，由美国学者英格雷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调查显示，在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人，占到被调查者的60%。1996年，在英格雷哈特的再次调查中，这个数字已经跌到50%。而到1998年，学者王绍光的调查显示，只有约30%的中国人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中国传统上是个“熟人社会”，认为熟人是值得信任的，而现在“杀熟”已经是见惯不惊的现象了。如今的社会信任面临着一种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社会信任危机至如此地步怎么能不影响人们交往之间的心理安全感呢？安全感的普遍缺失必然激起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人防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隔离就慢慢加深了。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心理，归根到底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因此，从根本上必须建立和谐的社会互动机制。首先要调整各种社会排斥机制。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排斥性的、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如单位制、户籍制。这些制度造成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隔离，沟通不畅，自然会产生不信任心理。其次，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创造新的社会互动机制，如信息披露机制、民主监督机制等。
或许，现代社会注定了隔离的不可消除性，但是人终究还是有血肉的感性动物，离不开群居的集体生活，因此实现自我满足的同时，在社会交往中寻找到更多温情也是值得期待的。（作者：李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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