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是个毫不吝啬任何机会去对国内帕夏（旧土耳其高官尊称）、圣人及警察歌功颂德的国家；作家冀盼同等待遇？非先要忍受法庭和牢狱的折腾不可。难怪去年朋友们知悉我惹上官非，无不带笑褒奖：你总算是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54岁的土耳其作家奥罕．帕穆克（Orhan Pamuk）接受杂志《纽约人》访问时说。
得奖消息公布后，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恭贺并赞扬帕穆克，同时表示，人民早已期待能有“土”产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诞生。
大胆言论惹来国家震怒；遭反对人士焚烧其着作及相片泄愤；收到死亡恐吓逃命；起诉罪名若成立，可能要受3年牢狱之苦……
总算安稳度过，帕穆克说：“最好尽快回归作家的生活、写作、出版。”
帕穆克在伊斯坦布尔的住所。从阁楼眺望，举目华丽的历史、文化痕迹：圣苏菲亚大教堂、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环抱他创作的背景，引发他写作的养份。“自小，我认为世界不局限于个人的体会：在伊斯坦布尔某街角、某所与我家相似的房子里，存在着另一个我，体验另一种人生。”
分裂 消化 融合
他接受英国《卫报》记者访问时表示，儿时每当父母吵架令他不胜负荷，想要逃避，总爱跑到妈妈的梳妆台前，调节起那眼前的三面镜子，直至镜中自己的倒影不断重叠化身无穷，消化掉存在于现实的自己。
“我叫这做『消失的游戏』，而这『游戏』的形式，日后常见于我的作品中—万千的自我，化身声音、零碎，无形地成为故事与情节的叙述者。”他说。
零碎与多重叙述者，成为了他的风格。基于这概念，帕穆克创作了震撼国际文坛的《白色城堡》（The White Castle）故事：内容描述一个被奥斯曼海盗俘虏的威尼斯人，卖给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苏丹宫廷的官员；此后，他们交换两个不同文化的知识与生命经历。自己遇上自己，好精神分析的概念。
土耳其人 一体两魂
“我认为《白》的故事，呈现很严重的自我挣扎，同时是一个有关双重身份的故事。”帕穆克表示，凭该作品真正冲出国际之余，亦突然有所顿悟。“我把《白》的意念构建在国际层面之上，忽然发觉双重身份，其实是土耳其民族的『特色』，差不多有九成土耳其人是『一体两魂』的。”
帕穆克强调，国际间指出土耳其人在思想上划分为“好人”（非宗教派、民主派、自由派）及“坏人”（民族主意派、反国家集权派、保守派）两类；然而现实之中，普遍土耳其人的思想意识上倾向“好”“坏”并存。某程度上不断自我挣扎，甚至活在自我矛盾的阴影下。
“相信当土耳其力图加入欧盟时，国内一些极右民族运动分子，在当地默默起动某些民族主义运动。他们不断刺激着土耳其人民面对西方文化的不安情绪，还替国家捏造出一个虚构的『过去』，企图令国际间相信，土耳其被西方文化力量所蚕害。”
他认为由这些行动，引发出的民族伪装感，间接促使他受到国际间及国内人民的抨击。
影子与实体的重叠、自我与自我之间的混淆，帕穆克于2003年推出悬疑推理式故事《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
内容讲述，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苏丹请来一些伊斯兰艺术家创作一本欧洲风格的书；众人在接触各种来自西方的风格、原创性及表现手法时，感受到的诱惑及矛盾。
故事的结局是血腥的（谋杀）、终极的（死亡），并清楚揭示人类的文明，难免受到陌生且垄断性的强大文化所占据侵蚀。
对伪现实与憎恨的悟
“土耳其人受到传统奥斯曼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的冲击洗礼，衍生出对西方甚至尘世的某种脆弱情感，包括：伪装感、缺乏感、对国家的恨等，是相当可耻的反应。我认为世上某些国家，不少民众仍然面对着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局。要理解世界或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及反西方情绪的根源，必然要更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种种问题。光着眼于某某国的政治进程，只是流于表面观察。”
他被问到，有否认为自己是土耳其“自我憎恨”情绪下的受害者：“没问题，谁都有些『自我憎恨』吧。反而，若不能够走出这胡同，或处理不当的话，后果严重得多。所以，能够去确切认知『自我憎恨』的知性功能，某程度上，可帮助一个人去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
所谓快乐……
去年，帕穆克的爆炸性言论—他指土耳其不敢面对曾屠杀库尔德族少数族裔及亚美尼亚人的事实，引来当局的抨击和刑事起诉；他被指对土耳其伊斯兰文化作出批判，受到回教徒反击……
如此人生，何来快乐？
“若抛开感官的满足、*爱的满足、丰衣足食的满足、睡得好的满足……对我来说，能够写作出两、三页好文章，大概也乐透了。”帕穆克说。
也许帕穆克的素愿，如他旧作《新人生》（The New Life）的首句：“某天，我读了一本书，我的一生从此转变。”他盼望着某些转变。
帕穆克的人生，从现在起，顺流逆流，继续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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