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我国文学巨匠巴金先生逝世一周年，“五四”以来的文坛风云人物先后驾鹤西去，巴老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人们把巴金看作作家良知和真诚的代表，他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几代文学人和广大读者。去年上海万人空巷送别巴老的情景还如在目前，而他的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时时弹动着我们的心弦。
巴金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少年时即受“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他与三哥冲破家庭束缚到上海、南京求学。为了向西方寻求真理，1927年去法国，旅居于巴黎和沙城。1928年他写成第一部小说《灭亡》，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杜大心追求光明、勇于牺牲的精神。他把文稿寄到上海，受《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的赏识，1929年得以在《小说月报》上连续刊载。
从《灭亡》到《激流三部曲》
1928年12月巴金回国，他来到人文荟萃的上海，如鱼得水。他一方面担任世界语学会教员和自由书店编辑，一方面辛勤笔耕。他在短短几年中推出了《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春天里的秋天》、《家》等一批小说作品。巴金在法国留学时，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然而回到国内，一股革命的洪流又在身边奔腾，这在他的内心构成了矛盾。《新生》、《爱情三部曲》等描写军阀统治下，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反抗黑暗现实的活动，虽然主人公往往狂热偏激、脱离群众，但是他们追求革命、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颇能激起当时青年反帝反封建的热情，因此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31年巴金写成了《激流三部曲》中的《家》。这部长篇小说1931年在上海《时报》连载，1933年出版。这是巴金的主要代表作。它描写四川一个封建豪门所发生的种种矛盾和故事。“五四”浪潮已经波及这闭塞的内地，高家面临着分崩离析，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压制一切新生的事物，对青年残酷地戕害。大哥觉新逆来顺受，他明明爱着梅表妹，但还是接受了瑞珏。高家出现了一幕幕悲剧，梅悒郁而死，鸣凤投河自尽，婉儿被逼出嫁。但这些并不能完全窒息青年人的理想，觉慧像一颗带着尾光的彗星在高家升起，他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之后，巴金又推出了《春》和《秋》，这部《激流三部曲》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恶，像一股激流一样激荡了几代青年的心灵。后来这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改编成话剧或拍成电影，因此其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国内，而且在法国、日本、前苏联等国风行。抗日战争时期，巴金又写了《火》、《憩园》、《寒夜》等著名作品，这位多产作家不断以自己的新作，以自己的真诚和热忱来感染青年读者。
“我是鲁迅的读者和学生”
早在1919年“五四”前后，巴金还在成都老家时，他就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虽然没有一下就读懂了，但越读越慢慢理解个中的意思，越读也越爱好它们。巴金真正与鲁迅相识，是在1933年的8月由上海生活书店《文学》月刊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出席的有鲁迅、茅盾、叶圣陶、傅东华等，巴金因为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组散文，也在被邀请之列。这是巴金第一次与鲁迅见面。鲁迅因为已经读过巴金的《灭亡》等作品，所以对他很亲切。鲁迅的善良和平易近人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鲁迅的敬重又增添了几分。
1935年8月，巴金回国后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得到鲁迅的热情支持。巴金着手编辑《文学丛刊》第一集，准备出16本，已经组到郑振铎、沈从文等10人的近作集，他对鲁迅说：“周先生，您也编一本集子给我们吧”。鲁迅想了想，答应把《故事新编》给他们，除已发表的几篇外，还有三、四篇得现写。那时鲁迅身体不大好，但为了不耽误出版计划，焚膏继晷，在一个月内赶写出《采薇》、《起死》等，及时送了过去。这件事情使巴金十分感动。
通过共同的文学事业，巴金与鲁迅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巴金比鲁迅要小23岁，他十分敬重鲁迅，把鲁迅尊为师长，执弟子之礼。鲁迅对巴金也极为器重，他与茅盾编撰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把巴金的《将军》选入其中。1936年8月初，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中，针对攻击巴金的言论，指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合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
与萧珊相濡以沫数十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举国哀痛。巴金接到噩耗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吊唁，并全力参加先生的治丧工作。鲁迅的灵柩停在万国殡仪馆，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哀悼，巴金连续两夜在此守灵。10月22日，巴金又参加送殡，和张天翼、胡风、黄源等8位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的灵柩，直送到虹桥万国公墓落葬。据巴金自己说，他和鲁迅见面的次数不是太多，他也没有专门去鲁迅府上拜望过，鲁迅去世那天巴金才到过鲁迅的家。
巴金在小说里写过许多个悲喜交织的爱情故事，然而可能是他写作太过投入，或是缘分未到，巴金的爱情似乎姗姗来迟。1936年初，一位年轻姑娘才闯入他的生活里。这位姑娘就是萧珊，原名陈蕴珍，当时她是上海爱国女中的高中生。她出于对巴金的崇敬，情不自禁地给他写信，谈巴金的作品，谈自己的心情。巴金起初只是像对待普通读者一样给她回信。这样通信大概通了半年光景，8月的一天，萧珊大胆地在信中约请巴金见面，并夹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就这样他们在新雅饭店第一次见面，巴金见到的是一位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梳着学生头、一身学生装束的热情姑娘。萧珊看着巴金说：“李先生，你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辞令的巴金回答：“你比我想像的还像个娃娃啊！”巴金也很喜欢这个热情的姑娘。这时巴金三十二岁，萧珊十八岁。
巴金和萧珊恋爱了八年之久，1944年5月，巴金和萧珊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旅行结婚。既没有办仪式，也没有摆酒席，只印发了一个“通知”。三天后，他们回到重庆，文化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一间小房间，就是他们的新家。长年在外飘泊的巴金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家；虽然此后巴金仍要四处奔波，但身边多了一个知心的伴侣，于是家成了巴金深深眷恋的所在，他说：“我到处跑来跑去，其实我最不愿意离开家”。
“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解放后，生活安定了。巴金忙于工作，萧珊不仅操持家务，而且还到《上海文学》当了一名不拿工资的义务编辑，萧珊把巴金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她说：“在我的生活里，你是多么重要，你永远是我的偶像”。三十多年来，萧珊一直称巴金为“李先生”。
“文革”时期，巴金被作为上海所谓裴多菲俱乐部的黑老K而残酷批斗，萧珊千方百计地保护巴金，她同样受到非人的待遇，陪斗，埃打，扫大街等等。长期的忧郁和惊恐使萧珊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1972年患了肠癌，并已转移到肝脏，这才被送到中山医院，但手术后只活了五天就与世长辞了。
萧珊的死使巴金陷入极度的悲痛，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巴金老泪纵横，悲恸欲绝。后来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后来巴金把萧珊的骨灰盒领回来，一直安放在自己的寝室里。他说：“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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