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陵水库，习仲勋教周恩来推独轮车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５日，北京天气异常炎热。一大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便随同由周恩来带领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３００多名领导干部又一次来到了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在开工前进行了人员分工和编组，习仲勋在编组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今天到这里来的没有总理、副总理、部长、司局长，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劳动时要精神饱满，互相照顾，量力而行。
这时，周恩来已推起一辆独轮小车装起土来，习仲勋看到周恩来推车不得要领，非常费力，就赶忙跑过去说：总理，推独轮车要掌握平衡，不然很容易翻车。干脆咱俩搭对，我来推，您在前边拉。说完就干劲十足地推起了车子。
劳动间隙，习仲勋被工作人员围了起来，他饶有兴趣地从推小车谈起 ，讲述了自己的劳动经历。他说：推车技术是旧中国的苦难生活逼出来的，我的祖籍是河南邓县，那时祖父只有二亩半地，日子过得很苦，加之天灾匪祸不断，全家人逃荒到了陕西富平。１５岁时，父母先后病逝，同家生活的叔父患重病不能劳动，一个十余口之家的生活重担便落在了我的肩上，因而我从小就参加农业劳动，犁、耩、耙、耱农业技术，样样都会。我曾经一次摇耧种过４０亩小麦。推独轮小车的技术也是那个时候磨炼出来的。为了生计，农闲时用小车把当地产的锅巴盐推到数百里以外的照金山区，兑换回玉米等粮食，以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
习仲勋当过农民，深深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因而特别热爱农村，同情农民。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经常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到农村调查研究，对农村工作提出许多创建性的意见。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区分老区、半老区、新区政策的建议和解放后关于《长葛调查的两个报告》，就是其中的典型范例。
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受到诬陷和迫害时，曾向党中央提出，希望批准他回乡当农民，自食其力。后来，他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任副厂长。在此期间，他婉言谢绝了厂领导的分工，坚持半天学习，半天到车间参加体力劳动，虚心学习工人师傅的优秀品德和生产技术，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给毛主席
习仲勋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还特别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他认为这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他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专门指定一名秘书定期到信访接待室协助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同时要求将选编的重要情况，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报告。１９５４年底，西北地区来人来信反映农村工作存在问题较多。习仲勋认为：群众来信来访中所列举的现象，既涉及到党在农村的政策，如在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等问题；也有反映领导机关和干部的作风问题，如一些地方强迫命令、大吃大喝等，弄得农村干群关系相当紧张。他觉得事关重大，应当专题向党中央报告。他让秘书田方起草报告，并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但是，当秘书将报告稿送到他的案头时，习仲勋皱起了眉头，问道：为什么不把群众对食油供应紧张的不满情况的实例反映上去？秘书为难地说：这样的例子有些粗俗，不宜列举。
原来群众在来信中讲了两个实例：一是有人认为，现有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二是有人反映，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润滑油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道：“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
习仲勋说，这两个例子，虽然也有欠妥之处，但它生动反映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有一定说服力，还是加上好。报告最后经习仲勋修改上报后，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并批示有关方面加以解决。
群众来信还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求情，甚至发生了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问题。习仲勋看后拍案而起，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教训正在于此。
一次，习仲勋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省高台县的群众来信。信中反映说：当地干部弄虚作假、强迫命令，造成严重饥荒，出现群众浮肿和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习仲勋立即带着这封来信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并亲自给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打电话，督办地方认真查处此事。
“位子是人民给的，理应听从党和人民的安排。”
一位中央领导在看望病危的习仲勋时，曾评价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习仲勋曾三次被捕坐牢：土地革命初期，因组织发动学潮被国民党地方当局关押；在陕北错误肃反和“文革”前后受“左”的路线迫害，又两次身陷囹圄。其职务也多有变动，但他对待个人功过是非和地位升迁，非常大度。他常说：“位子是人民给的，理应听从党和人民的安排。”
１９５２年８月，中央决定选调他接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改任副部长。习仲 勋为此感到十分不安，他向中央诚恳表示“文化水平低，中宣部长怕当不了”。进京赴任后，他积极支持陆定一领导中宣部工作，而把自己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了国家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方面。一年后，中央根据习仲勋的多次建议，复委任陆定一为中宣部部长，习仲勋被任命为政务院秘书长。
习仲勋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亦头脑清醒，谦虚谨慎，言必先谈群众。他说：其实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战争年代我们依靠群众，现在更不能忘了群众。你们有时间要多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
一次，一位广东省委的领导来看望习仲勋，并对他说：我是来向习老请教工作的，老同志都说您为广东省的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习仲勋说：不要说向我请教，而应该向群众请教，向群众学习。不要只听别人说我的好话，还应当听听群众对我的批评，让我知道自己的不足。
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５日，江西大地仍是一片绿色，充满生机。第一次来到江西的习仲勋，对这块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牺牲的土地和人民充满了仰慕之情。在乘汽车赴井冈山八九个小时的颠簸中，他同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一路深情地交谈着。万绍芬告诉他：当年江西省２／３以上地区都是苏区，人口占全省的一半。除中央苏区外，还建立了６个省苏区，１１０个县苏维埃政权，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３５万多人 ，占全国烈士数的１／６。习仲勋听后，神色凝重地说道：解放三十多年了，在掩埋着数十万先烈忠骨的土地上，目前仍处于贫困状态，我们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中应当感到不安呀！他叮嘱江西省的领导：一定要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不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面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
汽车在行进中，突然出现了堵塞现象。前面的开道车鸣响了警笛，工作人员从车窗内伸出了双色旗，指挥来往车辆让道。习仲勋的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他说：这样会吓着群众，不小心还会把群众的车子挤到沟里去的，要给警车上的同志招呼一下，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百姓办事的，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汽车在中途停车时，习仲勋还亲自走到前面，向警车上的同志重复了自己的意见。
在井冈山，习仲勋瞻仰了红军烈士墓、黄洋界哨口、茅坪八角楼、砻市会师地、三湾改编旧址等，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看望了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王佐、袁文才等烈士的后代。习仲勋多次动情地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靠的就是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及无数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江山。他特别嘱咐随行的地方领导：一定要把老区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把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们的生活安排好，既让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放心，也以告慰先烈们在天之灵。
车子驶离井冈山时，习仲勋推开窗户望着依依不舍的送行人群，一边挥手致意，一边无限感慨地说：多好的老区人民啊！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他们。
“我们是伟大祖国友好访问团，不是物资采购团。”
习仲勋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及主政广东期间，曾多次率代表团出国访问和主持重要外事活动。他每次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纪律，带出了良好的风气，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３日至１２月６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的习仲勋，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回程时又顺道访问香港。代表团启程前，习仲勋亲自召集代表团成员学习中央有关外事工作的规定，宣布出访纪律。他神情严肃地说：“我们这次出访，参观访问日程安排得很紧。代表团的大多数同志没有出过国，对西餐吃不惯。大家要有思想准备，要遵守纪律，搞个好的风气来。”他特别强调说：“今天有话说在前，我们出去两手空空，回来时任何人也不准带大件东西。”习仲勋的讲话，掷地有声，使与会同志增强了此次出访的责任感、光荣感。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在境外有亲友关系的人或香港的亲戚要送大件电器、物品怎么办？能否带回来？习仲勋不容置疑地回答：“不能带，这是代表团的纪律，如果他们一定送，就让按正常渠道和手续送到广州来。”
在代表团飞往澳大利亚的专机上，习仲勋又一次认真地提出了代表团的纪律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我们是伟大祖国友好访问团，不是物资采购团。我们中国人要自尊自爱，要长志气嘛！现在的国产品质量虽然不如人家的好，有的国内暂时还制造不了，但只要承认自己落后，努力自强不息，奋斗十年、二十年是可以赶上的。”
十多天时间内，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等地。在习仲勋的严格要求下，代表团成员都能自觉地遵守各项纪律，一言一行注意自身形象和对外影响，１３名代表团成员仅带必需的公务和生活用品，行李非常简单。１２月６日，当代表团成员乘坐广九线直通列车回广州时，列车长看到托运行李很少，还以为工作出错，便向代表团工作人员陈瑜琳提出：“你们东西只有这么一点，是不是搞错了，请再查验一遍。”陈瑜琳仔细检查后回答说：“这就是我们出国的全部‘家当’，没有错。”列车长仍不解地问：不是按规定允许每人免税带一个大件电器吗？价格要比内地便宜得多。你们的电视机、录音机是从哪里运回去的？陈瑜琳回答：“我们没有带这些东西，这是习仲勋书记为代表团规定的纪律。”列车驶入广州车站，省里迎接的同志和铁路工作人员发现，代表团成员竟然没有带一个大件电器，惊讶地说：“一个１３人的代表团，完全不带这个‘机’那个‘机’是很少见的。”
回广州后，习仲勋召集代表团进行了总结，并就此次访问向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作了专题报告。事后，习仲勋还亲自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此次广东省友好代表团的好作风一时在省内外传为佳话。新华社记者以《习仲勋同志率代表团出国访问，外交纪律严明，受到群众称赞》为题，作了公开报道。
妻子最远只到过深圳沙头角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太行烽火中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奔赴延安的八路军女战士。１９４３年春，习仲勋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齐心也同一批青年奉命来到绥德师范学习。由此，他们相识相爱，结为革命伴侣。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时期，都突显出“革命”这一时代的印记。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８日，在仅有绥德的几位军地领导一起聚餐的“婚礼”散去后，习仲勋便对新婚的妻子说了一段“革命”情话：从此往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入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艰难岁月，革命斗争是第一位的，彼此之间不可能也不允许有过多的关照。你应当一如既往地到基层去，到斗争第一线去。习仲勋还深情回顾了自己在开辟陕甘边苏区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情景和体会，鼓励齐心说：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向群众学习。
两个月后，齐心便到绥德县沙滩平区第一乡当乡文书，后来又任中共义合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委副书记，参加了老区土改、生产救灾等工作。全国解放后，调西北局机关农村政策研究室，参加了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工作。婚后八年多，他们分多聚少，却又心心相印，鸿雁传书。习仲勋总是写信鼓励妻子：“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而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安心基层，竭诚为群众服务。”齐心的一位好友看了这些信，惊讶地说：这哪里像夫妻的通信，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呀！
１９４７年５月，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在真武洞举行了祝捷大会。齐心随西北局慰问团与会。未料，正在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的习仲勋，见到久别的妻子竟是一脸的严肃：“你来干什么？如果战争进行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
习仲勋担任国务院领导后，齐心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因为离家较远，与家人团聚只能是在周末和节假日有限的时间里，更谈不上参加重要公务活动了。一次，周恩来不解地问习仲勋：怎么老不见齐心同志呢？后来，周恩来决定，齐心以副总理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但这样的机会仅有一次，即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访华时，按照国际礼节齐心陪同习仲勋参加了接待活动。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遭康生诬陷，蒙冤１６年。期间，齐心受株连“审查”，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七年有余。夫妻俩又天各一方，苦度时日。１９７８年，习仲勋冤案昭雪，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多次率团出国访问。按规定，夫人是可以陪同的，但习仲勋仍嘱咐妻子谨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使其终未踏出国门一步。用齐心的话说，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
习仲勋子女较多，战争年代出生的几个孩子因环境所迫，哺乳期就寄养在边区老乡家中，有的直到解放后才由组织找到，回到父母身边。习仲勋对子女的教育是慈爱而严格的，他特别注意从小事抓起，培养孩子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品德，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优越和特殊。为了节约用水，他每次洗完澡，总是把两个小儿子放进浴盆再洗，最后还要洗过衣服才将水放掉。孩子的衣服和鞋袜，也是依次“接力”，大孩子穿旧了打上补丁让小的再穿。男孩子因怕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姐姐的花布鞋，习仲勋便用墨水把鞋染黑让儿子穿。
习仲勋的长子习富平是“文革”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户县山沟内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了１３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富平所学专业对口，被后勤学院选中，并迅速办妥了调动手续。但就在他要启程赴京报到时，却没了消息。原来是习仲勋知道了此事，亲自出面“挡驾”。他未和儿子商量便给后勤学院领导做工作，让他们撤回了调令。他认为干部子弟应当带头在艰苦地方工作。儿子对此事想不通，认为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不是特殊。习仲勋让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帮助自己说服儿子：后勤学院需要科技人才，陕西同样需要科技人才，而在陕西会更好地发挥专长。不能让人说习仲勋刚恢复工作，儿子就调到了北京。这样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习仲勋的二女儿毕业于外交学院，熟悉法文。１９８３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接收其到光大公司工作。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女儿，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外文干部，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后来，女儿到国际商报社工作，几次出国采访。习仲勋知道后，偏要女儿对出国的理由正当与否说个清楚。一次吃饭时，父女俩又因此事燃起了“战火”。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我会外文，出国访问是工作需要，我并不是凭借什么关系出去游山玩水。习仲勋忽地站了起来，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高声喝道：哪有这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再不争名，不图利，脚踏实地工作时，他才怒气渐消。
“秘书岗位特殊，但人不能特殊。”
凡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员、公务员，都对他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怀有深深敬意，同时谈起他对工作细致入微、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时，更是赞叹不已。他常讲：秘书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因为他在领导身边，帮助领导做具体工作，下情上转，上情下达，秘书的思想作风、工作质量，尤其是纪律观念如何，对群众发生很大影响。虽然秘书岗位特殊，但人不能特殊。他要求秘书决不能利用领导名义和自己的特殊性为他人或个人谋取利益，而应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平等接受组织的考察、调配和监督。
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同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领导考虑为加强地方党委和部队的联系，设想给跟随习仲勋１６年之久的秘书张志功在军区安排一个合适职务。军区领导请示习仲勋，习仲勋当即表示：地方领导的秘书，到部队安排职务，没有这个规矩，我不能开这个先例。军区领导只好收回了这一动议。
习仲勋在工作之余，常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散步聊天，关心他们的家庭和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但他决不作无原则表态，不封官许愿，更不允许他们以领导的名义而受到特别的照顾和提拔。
１９６７年７月，在习仲勋身边工作了１０年的秘书田方需工作调动，组织上提出中央机关有三个单位可供选择。习仲勋却对田方诚恳地说：你还年轻，在国务院机关工作了十年，应当到地方上去锻炼。他还寓意颇深地对这位即将离开的老秘书讲了毛泽东艰苦朴素的故事，鼓励他扎根基层，心向群众。他说：中南海的炊事员给毛主席送鸡汤，毛主席特别要问明是母鸡汤，还是公鸡汤，因为粮食困难，毛主席是不喝母鸡汤的，母鸡能下蛋哩！习仲勋特别叮嘱说：下去以后，切不可搞特殊化。田方到陕西后即向省委转达了习仲勋的意见，并表示：我在上边时间太久了，还是去实际工作中去，再要虚下去就虚脱了。后来，他被分配到宝鸡地委任副书记，分管千阳、陇县两个山区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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