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历来是“左”的路线的批判者，并为此受过不少苦，成为一个被改造者，却从不肯为少受些皮肉之苦而违心逢迎。
“文革”开始时，他的身份已经变成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红卫兵前来揪斗，为防止维护他的工人与对方发生冲突，这名饱受委屈的昔日高官转过身对工人说：“你们保护我，是好意。但你们如果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
然后，他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揪斗我，好，我跟你们走，要走就快走。”然后他被推上卡车，带到西安批斗。被批斗完，要离开西安时，他说，既然我已经来了，就让我吃碗臊子面吧。
接近习仲勋的人士差不多有一个共同感受，在数次政治运动中，习仲勋保护过很多人，但从未听说他跟谁过不去。
1959年，马永顺(在习仲勋手下工作多年的国务院信访室原主任)和另外两位同志受习仲勋委托，到甘肃解决缺粮问题。回来后，政治风向大变，反“右”倾运动席卷而来。甘肃省委的一个负责人借此向习仲勋告状，说马永顺等人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指名要求送他到甘肃接受批判。
这件事被习仲勋悄悄压了下来，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时，他才将此事告诉马永顺。
习仲勋不仅不整人，他对整过自己的人也不记仇、不报复。习仲勋获得平反后，有一个在“文革”期间揭发他“反党”罪行的人写信向他求助。习仲勋不计前嫌，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
“他自己能够鼓起勇气写这样的信，就是最深刻的检讨。他悔恨了他的过去之后，恢复了对我的尊重和信任，不然这封信是写不出来的。”这是习仲勋对自己行为的解释。
1985年11月，习仲勋去井冈山考察。由于好几处路段正在翻修，道路狭窄泥泞，车流常常发生堵塞。警车在前头开道，警笛鸣叫个不停，伸出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车辆让道。结果，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所在的车队。
此时，习仲勋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身边坐着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皱起眉头的习仲勋说起话来毫不客气：“你们往日下乡，也这样鸣锣开道吗？”
车队一停，万绍芬还来不及下车，习仲勋已经快步走向警车。“同志，你们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又鸣笛又挥旗。”他生气地说：“你们这样一弄，来往行人和过往车辆都要赶紧躲避，万一他们的车翻到沟里去怎么办？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呀！”此后，一路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鸣锣开道”的情景。
在兴国县一户村民家里，接待他们的户主是村里的兼职会计、党员，听说党中央领导人来了，十分兴奋，把砖瓦屋的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按当地接待贵客的习俗，在堂屋桌子上放了四个碟子，装着土产。
但习仲勋转身就走了出来。“这一家我就不看了，”习仲勋说，“我看这户早有准备，就不必看了。我早说过，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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