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友软件公司董事长王文京(资料图片)
2001年5月18日。星期四。农历四月二十六。黄历上说“煞东”,“诸事不宜”。用友软件那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与黄历所说的正好相反,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家核准制新要求下发行的新股,用友软件创造了包括发行价、开盘价和收盘价在内的一系列纪录。它的控制者王文京因为间接持有用友软件5520万法人股,那天的身家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
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很多人向他表示祝贺,更多的人则是对他表示景仰、羡慕和妒忌。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神话人物,也成为中关村新的精神诠释者。
王文京的故事是中关村最典型的成功故事之一;因为财富是最能打动人的东西。作为用友软件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王文京和他的公司能够最贴切地体现中关村的精神,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精神的话。
财富、声望、镁光灯、无线电波、印刷术和数字技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当日的那个年轻人。它们使他陷入到了对未来一望无垠的期许当中。在经历了一段熊市之后,他的财富开始缩水;然而大牛市还是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到来了,财富,更多的财富又一次造访他。
对于财富,这个已经算不上年轻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感觉。他最细腻的感触靠近内心。在经历了种种并不腾挪跌宕的生活情节之后,他学会了如何感谢当下的这个时代,也明白了当下的生活是最真实和最幸福的生活。他热爱他的村庄。他热爱现在。
梦想家
有时候王文京会在某家咖啡馆里对媒体访问者回忆往事,如果在夏天,他通常的装备据说是一件深蓝色的T恤和一个硕大的IBM电脑包。他热爱这样的生活,面对软件、数据和程序的时候,他会比面对人群更放松。
王文京出生在江西上饶,那是1964年12月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一位煤矿工人,母亲则是一位耕耘农田的村妇。南方有一家杂志形容说,王文京的家在一个不知名的山村里,四周是山,还有一条弯曲优美的河。“那里有漂亮的白沙滩,小时候我就在河滩上放牛。”
事实上王文京的童年故事丝毫不值得炫耀,除了一点——他5岁半上学,15岁考入大学,当地人都叫他“神童”。他因此成为了家族的荣誉。
那是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可供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道路只有三条:招工、当兵和考大学。“招工,我没有背景;当兵,成分不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考大学。”王文京有一次说。
中国恢复高考是1977年的事情,那时候王文京正在读初中三年级。在他模糊的记忆里,他在那时候变成了一个梦想家。“当时第一次听说,哎,中国恢复高考,可以考大学了,有的人可以成为大学生了,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说以后做一个大学生最好。大学生在自己心里边就特别神秘,特别向往。”
两年后的9月,王文京到了省城。他投考西南政法学院未被录取,阴差阳错地进了江西财经大学。据说“时隔多年,王文京常常暗自庆幸自己当年与法律的失之交臂”,因为中国由此少了一个法官或律师,却多了一个IT英雄。但是在1979年,王文京却在自怨自艾,哀叹命运的多舛和苍天的不公。
在江西财经大学,王文京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财富故事。“那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虽然传记还不多,但是很多报纸、杂志会经常介绍一些国外企业家尤其是欧美和日本的故事。还有一些二三十年代中国实业家的一些故事。那时候印象就挺深的。”
只有亲历过1978年12月的中国人才会明白改革和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王文京很幸运,他经历过一个大时代的开始。当他回头评估往事的时候,他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是大家可以选择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想做的方向去做。至少这个时代我觉得跟改革开放前不太一样。至少大部分人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做事。”
一个全新的大时代使王文京拥有了自由意志,当他的法官梦破灭之后,他也因此拥有了全新的梦想。在他大学毕业之后的多年里,他的这个梦想一直在持续地蛊惑着他,直到有一天他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
“到了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之后,我读了一套书。这套书我还一直保存着。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晰,那是介绍美国的十个企业家和日本的十个企业家的传记故事,一套共有20本,什么铁路大王、金融大王,还有像杜邦化工,日本的像三菱等等。现在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里面介绍的很多故事。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我觉得跟19、20世纪当时美国、日本的情形有很多很相近的地方。”他说,“那时候我就梦想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开创一个实业。如果这个实业对社会有所价值,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要变得有生命力。”
王文京启动了自己的梦想脚步。
励志创业史
差不多20年的时间过去了。1988年出现在中关村的年轻人如今大都变成了风云人物,不是光彩照人的成功者,就是灰溜溜的失败人士。可是无论成败,几乎没有人怀疑自己曾在中关村经历的一切。
王文京失去了单身宿舍,也失去了139块的工资。他得到了一个实践梦想的机会和对一个大时代的亲历。
在那一年的8月15日,王文京偷偷跑到了北京展览馆的剧场,那里正在召开北京高新技术试验区的成立大会。没有人邀请他。他只是发现了一个秘密——北京鼓励人们到中关村创办科技企业。
王文京和苏启强在励志创业之前就已经发现,几乎每个单位都有对财务软件的需求。“在机关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社会对财务软件其实有需求,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专门的公司干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机会。那时候各个单位都自己开发,自己用,没有一个统一高效的软件,也没有专门的商业机构来做这个事儿。”王文京说。他决心自己做一个财务软件公司。
王文京和苏启强在中关村海淀南路一个居委会那里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平房,他们借了5万块,买了台电脑,注册了个体工商户“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财务背景、机关工作经验和大量的企业家传记的阅读使王文京知道,除非拥有明晰的产权,否则未来将会麻烦不断。
而在当时的中关村,各种各样的公司形态错综在一起,既有联想那样“戴红帽子”的,也有四通那样的集体企业,产权最明晰的则属个体私有。尽管个体工商户得不到更多的政策优惠,然而王文京想到未来,还是将自己变成了个体户。
访问者:明晰产权的事是当时就很认真地思考过吗?
王文京:对。因为我自己学财经,对这些问题看得相对清楚一点。我知道产权制度对公司的影响是核心的,所以我们选了一个形式最低但是产权关系最清晰的个体工商户。我们在1991年转为私营企业,这一点没有犯结构性错误。
两个年轻人励志创业之初的故事在他们拥有巨额财富之后被媒体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和大多数的中关村励志创业者一样,王、苏两人白天带着名片骑着自行车外出“拉活儿”,晚上回屋编程“做产品”,之后苏回家,单身的王文京则干脆睡在办公室里,用友的历史便这样开始。
王文京则说:“当时用友能不能做起来,我尽管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有基本的信心和十足的决心,同时做公司是一种寄托,公司只是一个载体而已,辞职最主要的是我要换一种发展方式。”
多年后他说起往事,对此还是津津乐道:“除了财富和声望之外,用友带给我的是跟全国50多万客户的那种关系。我们做管理软件,从最早的第一个客户开始,然后几个客户,十几个客户,最终积累几千、几万、几十万客户,若干年会有超过百万用户。我们跟客户的这种关系蛮有意思,很多客户对用友的信赖蛮让我感动。”
王文京和苏启强为用友确定了一个方针,那就是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拥有自己的产权。他们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开发出了让他们能够在市场上立足的产品,一个是王文京开发的90版用友账务软件,另一个是苏启强负责开发的UFO财务报表软件。
UFO财务报表软件被认为是用友的崛起软件,王文京说:“苏启强在机关就开始研究报表软件。他智商很高,很聪明,开发出的UFO软件在当时无论从应用还是从技术来讲,都是最好的。UFO的成功致使我们在财务报表软件上的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当时我们勒紧裤腰带在这个软件上投了50万。”
王文京正在经历他人生中最曲折的一段,他一边编程序,一边学习如何做老板。对于这个年轻的小书生来说,与其说这是一种挑战,不如说是一种考验。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现实——如何从一名工程师转型为企业家。
他曾说:“到了1990年,公司已经发展到二十多个人,开头我既想管公司事务,又想做开发,效率很低。我在北图租了一间房子封闭开发,开头还可以,后来他们知道我在那儿,又去找我,我只好又搬到了八大处,封闭了一两个月才把产品做了出来。”
遗憾的是,当他最终变成了一位企业家的时候,1993年苏启强离开了用友单飞去了。他将自己的股份卖给了王文京,然后创办了“连邦软件”。王文京付给了苏启强一大笔钱,但是他一点都不后悔。
从1983年开始,他们一起做了整整十年的搭档和兄弟。当造物之手将他们关联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奇迹。他们交会,然后分离,直到今日依旧是兄弟。
用友在1990年3月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一个月后用友财务软件通过了财政部评审。“能不能通过财政部评审,我们自己都没有把握,因为,我们当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民营企业。财政部在这方面的政策水平非常高,要不然也不会有用友的今天。”
24岁那年他们曾雄心勃勃地计划16年之内将营业额做到3000万人民币。那时候他们觉得未来很漫长,3000万很遥远。可是16年之后,1998年,34岁的王文京发现,用友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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