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曾祖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东）。生于712 年，卒于770 年，他家世代“奉儒守官”，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杜甫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
杜甫的青年时期，经济状况较好。20 岁后曾先后在吴、越、齐、赵一带漫游，和李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值开元盛世，10 年壮游使杜甫接触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使其诗歌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一首《望岳》流露了诗人的雄心壮志以及对祖国河山的无限热爱。
35 岁以后，诗人困居长安10 年，才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怀济世宏愿，天宝五年（746 年）杜甫到长安谋职，10 年之久无结果。这期间，唐玄宗纵情声色、穷兵黜武，官吏贪污骄横，人民受到的剥削和侵扰日益严重，安史之乱正在酝酿之中。杜甫的生活逐渐困窘起来，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幕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仕途失意使他认识到政治的黑暗，深入生活使他体味到人民的痛苦，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前出塞》、《后出塞》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诗人历尽艰险，遭受种种磨难，尝到了国破家亡的辛酸。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穿过双方对峙的战场，奔赴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拜见了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因上疏营救房琅触怒肃宗，从此屡遭贬斥。乾元二年（759 年） 春，杜甫由华州往河南旧居探亲，归途中深切体味了人民蒙受战乱的痛苦， 目睹了残酷兵役下人民的悲惨遭遇。这期间他写出了《哀王孙》、《悲陈陶》、《春望》、《羌村》、《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具有高度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篇章，这些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乾元二年（759 年）秋天，杜甫弃官携全家由华州经秦州、同谷，漂泊至尚未遭兵燹的成都，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盖了一座草堂。5 年后，杜甫被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称“杜工部”），过了几年比较安定的生活。永泰元年（765 年），推荐杜甫的严武去世后，杜甫不得不同家人乘舟东下，“漂泊西南”，在云安羁留半年后到夔州住了近两年。大历三年（768 年），杜甫起程想北归洛阳，没有成行，在湖北、湖南一带辗转漂泊。大历五年（770 年）冬，贫困交迫的诗人死在茫茫湘水上的一条破船中，终年59 岁。灵柩开始停在岳阳，诗人身后萧条，43 年后，遗体才得以归葬偃师。从759 年到770 年11 年间，贫困中的杜甫竟写了1 千多首诗，他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遭田父泥饮》、《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
杜甫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无论生活何等艰难，前途怎样险恶，他总是“穷年优黎元，叹息肠内热”（《赵奉先咏怀》），“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真正做到了以后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诗人所留下的1，400 余首诗篇，字字句句渗透着爱国爱民的赤诚。
杜甫的个人命运同祖国的命运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热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变化，其诗涉及国家生活中的军事、外交、内政各方面。读杜诗，如同欣赏一段段渗透了爱国激情的历史。如《春望》写下了国家危难时诗人的悲愤：“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婚别》中不仅写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同时写了新娘子鼓励丈夫杀敌报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杜甫支持平息安史之乱、阻止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歌颂广大人民不惜自我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可见杜甫由反战到主战态度的转变完全是由国家人民利益出发的。他痛述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一旦大乱初定，诗人便欣喜若狂，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热爱国家也使杜甫极端憎恨祸国殃民的各种贪官污吏、权臣军阀。他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正是唐帝国由兴盛转入衰颓时代，目睹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百姓的颠沛流离，愤恨之中写下《兵车行》、《丽人行》、“三史”、“三别”等许多揭露黑暗的作品。《丽人行》中，杜甫用极深刻的讽刺口吻描写杨国忠兄妹的奢侈荒淫，表达出他对权贵的憎恶。《兵车行》则是他对向外侵略、加重人民负担的封建王朝的抗议。在《赴奉先咏怀》这首不朽的长诗中，他用鲜明的对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力地揭露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高度的爱国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一大特色。
人民，是杜甫诗歌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杜诗不仅广泛反映了人民痛苦， 如“三吏”、“三别”、《征夫》、《兵车行》、《岁晏行》等等；而且替百姓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他赞美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如《负薪行》、《最能行》、《遭田父泥饮》等。住在成都草堂，茅屋被吹破又遭大雨时，他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从自己的痛苦联想到天下没有茅屋住的贫苦人民，表现了他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已经不再是推己及人， 而是更高一层，“宁苦身以利人”，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古来有多少人能真正达到这种境界！
杜甫诗歌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现实
主义特色在他的叙事诗中得以充分体现。杜甫继承了中国少数传统叙事诗的优点，并加以创新和发展。抒情诗也有他自己的特点，多用五、七言近体，叙事诗则多用五、七言古体。杜诗的风格多种多样，但历来为人们公认也是杜甫自道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杜甫晚年，艺术创作的责任感进一步加强， 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同时大量运用民间俗语，诗句平淡、自然、亲切感人，杜甫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力求每篇都“毫发无遗憾”。
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他一生念念不忘疮痍满目的祖国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文人，如陆游、辛弃疾、顾炎武等。杜甫诗歌中也曾表现出一些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以创作实践替文人的诗开辟了接近人民诗歌的宽广的道路，是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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