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心灵建设？

开启“心灵建设工程”

——余秋雨“王阳明思想与当代价值”讲座摘要

　　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是什么？

“中华文明是人类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不中断的、流传到今天的文明，像村子里面活到一百岁的老太太，她可能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她活到了一百岁，这说明她的生命有优势。中华文明长寿，这个是中华文明的优势所在。”

只有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讲明白了，才能说得清一个具体个人的当代价值。严格讲起来，每一个杰出的古人都无法单独取得当代价值，他只有在中华文化的洪流当中，才能取得当代价值。这就像一条河，我们不能说这一脉溪水它流到我们眼前的价值，因为它已经融入到一条大河当中，我们要说的是这一条河对于当代的价值。

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从远方走来，都看到他体格巨大，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所以，研究中国文化就是研究巨人的“脾气和性格”，我们不要零零碎碎地展示一些无关的、琐碎的花样、脸谱、技能，这些不能展示“脾气和性格”。

我今天要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中国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余姚河姆渡遗址已有七千年的历史了，虽然它是稻-想象作文明的发祥地，但它是在成熟文明的门槛前的，我们叫它“史前文明”。成熟文明的门槛是在4200年前，是在公元前21世纪。成熟文明有三个标志：第一，必须发明文字；第二，必须有金属冶炼；第三，必须有可靠的集中居住的痕迹。就跨越成熟文明门槛的先后来说，中华文明是第四名。第一名是古巴比伦文明，第二名是尼罗河边的古埃及文明，第三名是印度文明。但是，这四大古文明当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流传到今天的文明。

在古巴比伦文明的所在地伊拉克，博物馆里没有遗迹，仅有照片。我在伊拉克的街上遇到两个小男孩，他们说，爸爸死于战争，妈妈生病在床，还有两个妹妹。我给这些小孩圆珠笔，他们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没有写过字，不知道这是什么玩具。当时，我心头一酸。我曾在文章中写道：“孩子，我真想告诉你，这叫笔，写字用的，你们的祖先是全人类最早创造文字的人。”现在这个文明的痕迹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在我们还在写甲骨文的时候，他们已经有非常完备的法律系统，有非常好的数学和天文学。

古埃及文明也落败了，落败到找不到血缘继承人。我和我的妻子马兰在尼罗河的南段找到一个法老村，说是古埃及留下来的，但是他们因长时间的近亲繁殖，后代的智力、体力下降了，信的又是另外的宗教。这是另外一种破败。

印度文明缺少一个类似司马迁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记载不明不白。印度文明中最高的佛教文明，13世纪在本土彻底败亡了，现在的宗教遗迹都是朝拜者和考古专家在19世纪、20世纪重新发现的。

而我们今天的小孩至少还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这都是两千五百年前的老人家说的。所以，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拥有唯一没有中断、唯一没有败亡的古文明，在时间延续上，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幸存者”。

中华文化经历了什么？

“纵观中国历史，不要离开中华文明的基本脉络，我们有过辉煌，我们有过耻辱，但是我们走过来了。我们的文明在灾难中没有灭亡。”

公元前5世纪前后，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起诞生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把这个时代称为“人类智慧的轴心时代”。释迦牟尼死后14年孔子诞生了，孔子死后四年苏格拉底诞生了，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差七岁……我有一个粗糙的比喻，他们似乎有分工：古希腊的学者在亚得里亚海边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的智者在恒河边思考着人和神的关系，中国的智者在黄河边思考着人和人的关系。而智者们坐在水边，如果没有行政的加持，没有国家力量，他们的思考就会成为过眼烟云。所以，不久以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帝国，用行政的力量来保存文明。有两个帝国很长时间存在，西半球的是罗马帝国，东半球的是秦汉帝国。

秦始皇造了长城，万里长城象征着中国是非侵略性的国家。汉武帝在位期间一直在打仗，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英雄，把匈奴打垮了、打跑了，但是汉帝国也打累了、瓦解了。罗马帝国一直受到野蛮民族的冲撞，在公元476年灭亡了，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

汉帝国解体，北方野蛮民族进来了，有个民族立了大功———鲜卑族。北魏孝文帝曾经受到汉文化的教育，他告诉他的部下，在军事上鲜卑族胜利了，但是在文化上他们是汉文化的学生。他还克服汉族文化的两大毛病：第一“说的多、做的少”，严重缺乏执行力，这一点上遥远地呼应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第二个毛病是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文明。因为文化的高度融合，他创造了诸子百家创造不出来的奇迹。

中国由此迈向了大唐。公元七世纪的长安集合了世界文化。按照现在的话说，“幸福指数极高”，理由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写诗歌。宋朝的生态非常好，按现在的说法，它的GDP是唐朝的整整两倍，各行各业很发达。宋代老百姓的历史观发生了变化，从“朝廷兴亡史”变成了“全民生态史”。

元朝对汉人的地位大大地贬低，但它有很优秀的地方。新疆、西藏、广西、云南从元朝开始在中央政权的有效统治下，蒙古马队把一个大帝国的边疆稳定下来了。元朝的艺术也很优秀，如戏剧。元朝停止科举，原本要考科举的文人没事情了，都来搞戏剧，这些人里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伟大的戏剧家。王国维说，一下子让中国戏剧完全进入了世界戏剧之林而毫无愧色。

明清两代，文化下坡严重。第一，明朝的朱元璋开始了文化专制、文化的恐怖主义，如文字狱，文化阶层没有了创新。第二，文化灿烂辉煌的时间太长了，危险期到了。第三，睡了一千年的欧洲终于醒了，产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中国反而迎来了文化的黄昏。明清两代漫长的几百年，能和中国古代一流文化人比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第二个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

19世纪是中国的灾难。本来有三种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我们对海洋文明一点也不了解。我们没有开放海禁，而这时海洋被发现、海洋被武装、海洋被划分……中国文人陷入巨大的痛苦。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我们实行了各种挽救中国的道路，幸好我们的文明在这样的灾难中没有灭亡。

中华文明为什么这么长寿？

“中华文明长寿的秘密，就是不远征、不极端、不失序，是君子风格的行政化。”

中华文明为什么这么长寿？我讲三点。

第一点，不远征。我们以农耕文明为主，精耕细作脚下的土地，远方的土地可以去做生意、去旅游，但我们不想占为己有。任何远征都是文化的自杀。当文化被绑在战车上，文化的继承者都成了战士。如果失败了，他们都成了烈士；如果胜利了，他们都成了沿途被占领的城市的管理者，他们不是文明的继承者。第二点，不极端，我们信奉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不是没有观点、没有立场。中，是取中间值；庸，是取平常态。很多民族的灭亡都跟宗教极端主义有关，但宗教极端主义在中国很难生根，中国老百姓不喜欢极端，这也跟农耕文明有关。农民知道热不到极端，热到极端的时候秋风起了；冷也冷不到极端，冷到极端的时候春天来了。我们根据老祖宗的智慧，不能用极端主义来还击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最终的下场都不好，这是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的。

第三点，不失序。这也跟农耕思维有关。农民春种秋收的劳动秩序有几百个，必须讲究秩序，才能保护收成。有序才能保护农耕文明。我去过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很多地方没有秩序，没有秩序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中国曾经有个聪明的发明，就是科举制度。中国用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保证了文化的延续：每个地方都能有人才去管理；男人们都在准备考试，减少动乱；考的是儒家学说，为了考试人们背诵儒学经典，于是经典被传承下来了。我同意瑞典科学家的说法，他说：“科举考试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官选拔制度。”这就是管理有序、思想有序。

这三点都属于君子之道，中华文明的核心力量也是“君子之道”。孔子说过，中华的子弟做君子，不做小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的最高启示。“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我们要提升中华文化，就是要提升整个中华文化的集体人格，而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是“做君子”。

王阳明思想的当代价值是什么？

“第一，他开启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心灵建设工程’；第二，他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实践家相分离的时代，创作了两者结合的实际；第三，他在极其不公平的环境当中，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成就。这就是王阳明先生创造的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过程当中，在文化落后、非常不容易成功的明代，王阳明取得了成功。这一点，我们对他表示尊敬。

王阳明的一生非常复杂。三十几岁时，因为上了一份“非常温和”的奏章被打了几十板子，非常屈辱。40岁时他的名誉得以恢复，打了一场“非常有功劳”的胜仗，很遗憾的是又被冤枉通匪。后来王阳明再被启用，但他在五十几岁就死了。死后过了五六十年，他的学术才得到平反。

王阳明的学说有三个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个，“心外无物”，他强调心最重要。

过去讲那么多大道理，国家的大道理、民族的大道理、朝廷的大道理、忠孝节义的大道理……王阳明说，所有的道理都在人们的心中。他说的“心”，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用心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一种志愿：无论外面有多大的灾难，只要我的心充盈，我就不会败亡。他心学的创立就在他最苦难的时候，他在贵州的时候，这一点会温暖很多人。生活再不好，困难再多，你只要心里边有力量，心里面有阳光，你就能顶过去。“心外无物”，没有唯物主义。我们不要“唯”了，不要唯物，不要唯心，我们只是认真地研究人心的重大作用。这是王阳明对我们很大的启示。

第二点，王阳明先生提出了“知行合一”。

中国古代有个问题：脑子聪明的人不会行动；行动的人多没有学问，是莽撞的执行者。中国古代这两拨人分得非常清楚。在王阳明那个年代，“知行合一”是不容易的，而王阳明，既能够打仗，又是大哲学家。他的实践比他讲的“知行合一”这四个字还重要。王阳明在这点上比较特别，他的“知”和“行”完全是本能的，不分先后，不是“我先知，知了以后去行”。举个例子：我到窗口看美景，判断这座山、这水是美的，再去看。不是的，应该在瞬刻间“知行合一”。我闻到一股臭味道，我瞬刻间回过头去，而不是去分析空气里的化学成分。一个人“知行合一”应该到这个程度。王阳明打仗也是，不是要判断很久。宁王叛乱时间只有43天，就被王阳明消灭了。

　　我认为王阳明的最高成就应该是提出“致良知”。

孔子提到“德”。但孔子一直没有回答“德”的根据是什么、“德”是从哪里来的。孔子只说，是社会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这需要不是根源，根源来自于哪里？一定要找到根源。这个哲学才深刻。这一点，佛教帮了王阳明。王阳明认真地研究了佛教。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的道德来自人的心里都有的本能的善良，“至善”的本体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做好事的根源是良知。“良知”是“知行合一”当中的“知”，“致”是“知行合一”当中的“行”。每个人都要“致良知”，这在儒家里面是强调“本善”，在佛教里面叫“菩提心”。我到汶川地震的现场，看到有很多平常的小流氓，成了抗震救灾的英雄，平常讨价还价的出租车司机，免费地运送伤病员，他们都是自发去的。这是他们心底的良知由于灾难被挖掘出来了。“良知”本来有人说过，但王阳明说得非常完整，说得非常系统。用现在的话说，在明代不太景气的社会里，王阳明开启了一个“心灵建设工程”。这就是王阳明思想的当代的价值，就是要开启“心灵建设工程”。你要明白自己心里有份善良是与生俱来的，别人也有这份与生俱来的善良，我们把善良挖掘出来，把良知的火苗一点一点收集起来，我们的人间就会很温暖。

用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觉得王阳明不容易，他生活在悲剧性的转折时代。明代在总结、在更新的时候，欧洲醒来了。在欧洲醒来的时候，有两个人物比王阳明大二十岁，一个叫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一个叫哥伦布，远航的先驱。还有一些人与王阳明同时代，哥白尼与王阳明同岁，王阳明和米开朗琪罗差三岁。在欧洲大觉醒的时代，王阳明不幸的是，地处在一个非侵略性的内耗文明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思想的当代价值：一个真正的创造者，他不管遇到多大的灾难，都不会停止自己的创造。这是王阳明先生给我们的启发。王阳明完成了思想上的创作、哲学上的创造，他面对邪恶的时候，不用邪恶来回击邪恶。他的遭遇和奉献是完全不平衡的，正是这种不平衡让他显得特别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