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创办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自小秉性异于常人，为一些高僧术士所注目，并期许以成佛、成圣。及长，先是学词章，继而致力于宋儒格物之学，曾“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又以其父于京师官邸之竹，循序格物，不得其理，反而遇疾。正德13年（1508 ），被贬谪贵州龙埸驿时，才顿悟格物致知之旨，“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自此之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静心为学的”。入江西之后，“专提致良知三字”。他于正德16年9月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次年（1517 年）入赣就任，至正德16年9月方离开江西。他的“致良知”说，创立于此时。嘉靖1至6年（1522-1527），他在浙江。据他的弟子王畿说，这期间他的致良知说，“所操益熟，所得益化”，“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亦即达到了极致而园熟的境界。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与陆九渊的“心即理”是有一脉相承的。他俩都主张以直捷简便的途径，亦即顿悟的方法作道德修养，不同于朱熹主张循序渐进、拘泥儒家章句之学。很显然，新儒中的程、朱一派，是放眼于士大夫阶层，以其为施教对象的，同庶民大众相隔离。而陆子的心学，因当时商人势力虽已抬头（这是陆子心学出现的一个原因），但尚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得不到推广。唯到王守仁创立致良知说之后，新儒学才真正深入民间。，他提出的格物致良知说，是个个都可以做到的，并非只是读书人的专利。在他看来，商人、田夫，市民、村夫都具有“良知”。

致良知，是使心本有之良知得以“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这样，人就可以为贤为圣。圣贤功夫从庙堂、书斋走向市井、村落。这就是他所谓的“满街是圣人”的含义。他提出：“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又说：“四民异业而同道”。由他提出的这些儒学的经济伦理是前所未有的。显然是当时“士农工商”四民职业观松动的一个注解，也是他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之举。正因为如此，他的致良知说，为商人、窑工、樵夫、灶丁、田夫等民众所乐于接受。不少人投其门下，并为弘扬与发展其学说作出了贡献。他的高足王艮继承与发展了他的学说，创立泰州学派。王艮承于师又不同于师。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他较之于其师，走得更远，而距野老村夫更近了。其徒陶匠韩贞“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毕，又之一村”。泰州学派后学李贽又把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加以发挥。他引入“迩言”的概念，以此来概括反映百姓日常生活情趣、心态的流行通俗话语。认为“迩言”才是“真圣人之言”，亦即王艮所说的“百姓日用”。他肯定先儒所讳言、反对的对“利”、“欲”的追求，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又提出“夫私者，人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私”既是“心”，自然亦即“理”。在这里，李贽把穿衣吃饭等人生的基本要求、人对物质和精神的欲望（包括情欲）、对私利的追求等，都视之为道，合乎天理。剥下了程朱一派新儒加于“道”、“天理”之上的圣光，还其赤裸裸的日常生活的情态。在当时，实是一种惊天动地之举。尽管他被当道者所迫害至死，但他极大限度地把儒学俗世化和社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