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俗层面上，中国恐怕要算世界上最重教贵学的国度了。这传统的养成，盖源于统治者“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政治需求和“学而优则士”的政治激励，所以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其实，“教也”何尝也不是如此呢！“禄”者，“利”也。因为是“利”字当头，所以原本“专以造士”的园地，最终无不堕为“专以牟利”的场所，遂使“司教者渐失初旨”，弄得讲习久虚、学校失教而不能自拔。虽然历朝历代要委派学官严加督导，但却从来抵挡不住“利”对学校的腐蚀，且学官规模总是与“利”的腐蚀呈正比例扩大态势，直到学校与王朝本身一同崩盘，所以学政之乱，始终是朝政之乱的一个缩影。
中国最早的学校大概是“太学”之类，但这是“国之贵游子弟学焉”的地方，豪族公子、高门纨绔一入学，不但耻非其伦，寡有其成，更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数千年来为世丛诟的事实证明，人们对它的梦从来就没有圆过。到了汉朝，景帝末的蜀郡守文翁终于找到了一个良法：鉴于蜀郡地辟俗蛮，亟需兴学立教，便在成都市中建了一所学宫，选本郡开敏有才者为“学官弟子”，学成后或补官给禄，或授牒优待；由于利在其中，紧跟着便有“富人至出钱以求之”了。这举措的正面效果似乎给武帝有所启发，国势的强盛和国土的拓展，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官僚后备军，“太学”之类是无所指望的，他只好劝以官禄，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这钦修的利禄之路，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人们的求学热情，学子们怀金裹粮，负笈单步，千里从师，累年不归，甚至客死学所者，遂成大观。另一方面也同样刺激了人们的办学热情，学术在官、学校在官的传统被迅速打破，至于公家之痒序，经费大半由官吏中饱，俸禄尤或不给，焉能供养莘莘学子？故或作或辍，难免具文；这就给私人之精舍提供了膨胀的空间，于是乎人人竞相标榜“大师”，滥设杏坛，收徒动辄盈百累千，甚至而九千、而一万六千，以一人而教千万人，自然非请帮手不可，而代庖之人，虽称高足撑门，实则疲癃充数。在这“为招财而招生”的沼泽里，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如何，不就洞若观火了吗？
“大师不大”、“高足不高”的历史教训，迫使隋唐取士逐步建立了一种统考性质的国家直选制度――科举。但这却又把学校拉向了应试教育、死记硬背、举为非才和徇情枉法的极端，反为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一就，尤使学术不昌，文教不修，未久即遭人诟病和请废，只因究无良法善其后而延至后世。鉴此，乡绅留意斯文并有力者，只好另辟蹊径，创设了类似“集体所有制”的书院，起初掌教主院之人尚属惇学老德，足为多士模范，但气象稍有可观，郡县当局即攘为己有并一变而成“国家所有制”，于是很快就出现了“为之师者无多”的局面，而“所谓院长，或为中朝所荐，或为上司属意，不问其人学行，贸贸然奉以为师，多有庸恶陋劣，素无学问，窜处其中，往往家居而遥领之，利其廪给，以供糊口，甚至诸生有经年而不得见，见而未尝奉教一言。经史子集诗赋古文之旨，茫无所解。”面对这种状况，稍有良知者孰不为之“梦碎”呢?
中国教育史上的“梦碎”第一人，当推朱元璋。这位以推行“猛政”著称的农民皇帝，深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所以开国伊始，就猛兴学校，形式有社学、府州县学、国学（国子监），分别相当于今日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令朱元璋“梦碎”的首先是社学，有他的金口玉言为证：“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奇诳朝廷。”由于害怕“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该皇帝再也“猛”不起来，于是只好下令停办。州府县官们对瘦小的社学尚且如此，对州府县学就更不肖说了。
对于国学，朱元璋一开始就制定了十分严酷的教制学规，就连师生请假，也须亲由皇帝批准。但自景帝“以货为贤”，开生员纳栗纳马入监的恶例后，国子监就成了富豪子弟的京师旅馆；武宗又“以钱为贤”，生员可以不经府州县学考试而直接纳银入监，且挂名在外，不必入学——到这里，一大善政终于蜕变成了一大弊政！而所谓国学，仅仅剩下一块招牌，只差下令停办了，朱元璋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梦碎”第二回的罢。至于书院，终明一朝，屡建屡毁，自始至终就没有正常开张过。黄宗羲在看破这变戏法后，就曾批评道：“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力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往往自拔于草间，于学校初无与也。”清制向延明制，这一批评也同样适用于清朝的学校。
欧风东渐，列强辱国，最先引起且最早成功的就是中国的学校教育革命。这一成就所以来之不易，并非因为遗老式明火执仗的公开阻挠，也并非因为阿Q式“我要什么就是什么”的直接破坏，而是因为赵太爷、假洋鬼子式“咸与维新”的投机腐蚀――这正是从上述历史中因袭下来的一种民族劣根性。这种民族劣根性以造反派、写作班子等形式被“文革”强化后，值此中国学校教育大恢复、大改革、大发展之际，因为利在其中，人们自然要来“咸与教育”，于是乎靠着关系、权利和金钱，一群裙带博导、居官博导和从商博导也就应运而生，化作“在位通人，处逸大儒”的全新标本，成倍地繁殖起挂名博士来了；在这样的博导、博士速成机制下，那些不通宾客，不赴宴会，一心向学，专意执教的隐居博导，恐怕更要日见其艰难，更不用说什么“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君子博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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