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观念问题

在我看来，在文艺创作中，题材关乎“写什么”的问题，而观念则关乎“为什么写”和“怎样写”的问题。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同样有这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以那些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作品为代表，在创作观念上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作家创作的目的意图通常都很明确：一是力图用艺术的方式形象地再现革命斗争过程及其历史生活场景，让人们借助于这种形象化的方式，更好地认识和铭记这一段革命历史；二是为了让人们在阅读接受这类文艺作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和忠诚。在这种创作观念的主导下，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大多采用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叙写革命故事，追求真实地再现历史生活面貌，尤为注重用典型化的手法塑造革命英雄人物，讴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几十年来，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艺术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价值。

不过时至今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显然还有一个与时俱进、如何进一步深化开掘和探索创新的问题，如果仍然沿袭过去的传统观念和写作套路，又似乎还是不够的。如果说当今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写什么”方面未必能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为什么写”和“怎样写”，也就是在创作观念上是否可以有所调整，从而在创作实践上有所深化和创新。

比如，关于“真实观”问题。凡是历史题材写作，都有一个历史真实的问题，如果对历史生活的反映缺乏真实性，那就几乎毫无可取了。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写作究竟追求什么样的历史真实？在我看来，所谓历史真实大致有三个层次的要求：一是人物、故事、场景的真实性，要求从情节到细节都具有历史的逼真性。巴尔扎克曾说过，如果一部小说细节上不真实，那就毫无可取了。故事与细节的真实虽然是最表层的真实，但如果没有相当厚实的历史生活素材积累，没有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仅仅凭着想象去编历史故事，那也是很容易“穿帮”的，倘若如此就会影响整体上的历史真实。二是历史氛围的真实性，要求还原那个历史时代的整体气氛，将所描写的人物、故事、场景都融入到浓厚的历史氛围之中。如果说生动的人物故事具有打动人的力量，那么真实的历史氛围则更具有一种感染人的力量，达到历史氛围的真实无疑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和境界。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也许能编好故事，而真实的历史氛围是不容易编造出来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创作者坚持不懈地深入到革命事件的发生地去实地寻访考察，甚至长时间在当地住下来，全身心投入去感受体验，思想情感、思维想象都进入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富有整体氛围的真实感，从而有更加动人的力量。三是历史潮流的真实性，要求把潜藏在人物故事背后那种历史变革发展的必然性表现出来。恩格斯在评说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曾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写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做了什么，更需要去追问和洞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驱动和支配他们这样做的革命动机是从哪里来的，这种个人的革命动机与当时的革命运动及其历史驱动力之间是什么关系。能不能把这种历史潮流或历史的必然要求写出来，显然是一种更大的挑战，这里不仅需要掌握必要的“史实”，更需要获得深刻的“史识”，即对历史变革发展的认识理解和洞见。看来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真实观的问题，而是关涉到历史观的问题，关涉到能不能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理解历史的问题。如果说，革命历史题材写作总是要追求还原历史真实，那么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面，更需要在第二、第三个层面上下功夫。进而言之，我们的创作在致力于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更需要重视历史理性，即我们究竟要通过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生活及其所描写的人物故事告诉人们什么，让人们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历史认识和感悟启示。我以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高下之分，也许正在于此。

其次，关于“革命”观问题。既然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就显然需要描写革命的斗争生活内容，突出革命的思想主题。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争取当家做主权利的革命业绩，怎样歌颂都并不为过。当然，文艺创作应当更深化一些，对于一些具体的革命历史事件，值得或应该以艺术的方式推进历史的反思，从而深化对革命本身的认识与思考探索。

再如，关于革命的根源问题。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夺就有造反，有腐败不公就有可能引发革命，这种朴素的逻辑中其实包含着不容忽视的真理性。20世纪中国革命暴发，其根源就在于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压迫与剥夺，农民的根本利益系于土地和粮食，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不到保障，必然会揭竿而起闹革命。而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通过土地革命有效解决农民安身立命的问题，于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就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由此可见，社会是否合理公正，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保障，人民群众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能否得到合理解决，是引发革命还是避免革命的重要根源，在这一点上古今同理，应当成为古今之鉴，文艺创作理应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历史感悟与启示。

其三，关于革命的动机问题。革命洪流浩浩荡荡自有其神圣性。革命者之所以选择走革命道路，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和人生抱负，因此他们的革命富于理智性，不至于轻易放弃和背叛。但也有阿Q式的革命，显然是难以指望其坚持多久的。此外当然还有朱老忠式的革命，的确成为如恩格斯所说的那个时代一定思想的代表，成为当时农民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他们的革命自有其坚定性。或者还有林道静式的革命，由最初的朦胧性、软弱性，到后来的自觉性，等等。实际上，革命动机的背后，既关联着革命理想信念的问题，也关联着革命的正当性与正义性问题。只有当个人的革命动机与救国救民、变革社会的历史要求相统一，这种革命的正当性与正义性才是充分的、合理的。当今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多一些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其四，关于革命与人性、人道的问题。记得雨果曾说过，在绝对的革命利益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不是把这句话理解为是用人道主义否定革命，那么其中还是包含着令人深思的思想内涵的。谁都知道革命斗争避免不了生死搏杀、流血死人，从人性人道的观点来看，显然具有残酷性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如果革命是正当的，这种代价就不可避免，我们不能以人性人道的理由否定革命的正当性。真正的革命应当是以善良仁爱为本的，革命者应当真诚地热爱人民爱好和平，祈望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只是因为剥削压迫者和邪恶势力破坏了这种社会秩序，为非作恶残害民众造成了社会灾难，于是才要起来革命与邪恶势力进行生死搏杀，以流血牺牲换来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很显然，革命的初衷和归宿都在于对社会苍生的仁爱关怀。由此反观当今有些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似乎存在着某些观念上的误区。有些作品颇为热衷于编写各种暴力仇杀的故事，虽然也符合某种“有压迫就有反抗”的合理逻辑，但其中除了血腥与暴力，并不能让人获得更多的东西，甚至连“革命”的正当性也令人怀疑。也有的作品在“革命”的背景之下，极力写家族间的恩怨争斗，充斥其间的除了仇恨还是仇恨，“革命”变成了“复仇”，而且是冤冤相报，你死我活，赶尽杀绝，没完没了，似乎这就是“革命”的残酷现实。这样的描写除了让人对革命产生误解之外，还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

总之，我以为，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回顾与书写过去的革命故事，并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更多的应当是深化和推进对革命的历史与反思，比如在革命神圣性的背后，它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它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动机何在；历史的是非曲直，人性的善恶美丑，天道与人道、正义与良知等等都有必要加以考量；在流血牺牲的背后，个人的生命价值、人生命运与更大的价值系统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解和对待等等，也都同样值得加以关注和思考。

此外，关于艺术观问题。在过去的传统观念中，显然更为关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思想性，而对艺术性则似乎并没有多高的要求，使人误以为此类写作只有思想性意义，而并无多少艺术性可言。如今在大众文化与娱乐消费文化语境下，为了吸引读者观众，文艺创作者们就不能不注重一定的艺术手段，从而强化作品的表现效果。例如《亮剑》《狼毒花》《潜伏》《暗算》等一批作品，都努力在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力求故事传奇化，把朴素的革命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人物性格神奇化，革命英雄也已成为多重性格因素的组合，将过去令人景仰的高大转换为当今令人赞叹的神奇；人物关系复杂化，为使故事情节更为吸引人，便极力构设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使情节发展变幻莫测；还有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具体表现为言谈幽默化甚至粗鄙化等等，更能够凸显人物性格，加深读者观众的印象。通过这样强化艺术表现，当然也就使得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变得“好看”和“有趣”起来，从而适应了当今读者观众寻求新奇的消费需求，这当然有值得肯定的方面。

不过，沿着这样的模式化套路走下去可能也有问题，这种外在性的传奇化、神奇化之路究竟能走多远？这种手法玩到极致时，又会不会导致违背历史真实、消解历史理性和革命精神？我以为，如果当今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只是为了迎合消费趣味，从而变换手法用一些打打杀杀的奇巧故事来为消费主义时代的平庸化生活消愁解闷，那么它的意义价值就仍然十分有限。倘若我们的创作能在“好看”和“有趣”的基础上，在意蕴内涵的丰富深厚上再下点功夫，把关于革命的历史反思与感悟融入其中，从而将故事化写作提升到艺术化创造的境界，那才是更值得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