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年轻白领的生活正被“公司化”。他们的吃饭、健身、休息、游戏、甚至谈恋爱，大都在公司及其附近进行。而一些公司也以“人性化办公”的理念，为这些“公司驻虫”们造出了一张“生活工作两不误”的温床。
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晚，回家的欲望越来越少。公司里的人影越来越多，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广州，在深圳，在上海，在北京，在每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一群忙碌于各个写字楼之间的都市职业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
这是一个年轻的群落，他们的年龄大多在25～45岁之间，从事着诸如IT研发、广告创意、媒体传播、职业培训、企业管理等等工作。在普通的打工者眼中，他们是时尚的都市白领，拿着高薪，享受着相对弹性的工作制度，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办公环境。高学历、高能力让他们在职场上任意驰骋，似乎从来也不会为失业而发愁。
但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在光鲜的外表之下，是无休止的加班、创意枯竭的煎熬，以及外部交往的隔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要如此拼命，规划着明天就开口向公司主管请假，去外地度过一个美好假期。但是天明之后，新的任务又催促自己匆忙上阵，于是一个新的轮回又将开始。
事实上，即使单位不加班，他们似乎也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去。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从大学毕业没几年，或者刚刚从外地来此地工作，父母不在身边，家里无人做饭，而自己还没有建立起更多的社会关系。欲付心事，知音难觅，弦断无人听。杯酒对映成三人，这另两人还只能是同事。
另外，由于很多人刚刚参加工作的缘故，要买房，要买车，无房无车者要租房，还要付出高昂的交通及通讯费。这一切，相对于收入来说，还不足以让他们过多地涉猎城市的娱乐休闲场所。
回不了家，去不了别的地方，他们只好把大量的荷尔蒙以及大把的时光耗在公司。
除了公司不知该去哪里
已经到了晚上8点多，位于广州市广州大道的一栋写字楼里依然灯火通明。进入办公层，一群年轻人在各自的电脑前忙忙碌碌。按照正常的时间，工作本应该在17：30结束，但是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这里还丝毫看不出要下班的迹象。
“夜班才刚刚开始。”小组主管王瑞说。王瑞，云南人，26岁，毕业于武汉的一所高校。四年前来到广州后，直接进入这家IT企业，一直未曾换过工作。
四年来，他的作息时间几乎从来没有什么变化。早上8点起床，步行十多分钟，来到公司吃早餐。工作从8：30开始，中午11：30结束。然后再到公司的餐厅吃午餐，休息两个小时后开始下午的工作。按照公司的制度，17：30本应该是下午下班时间，但这时候几乎没有人回家，王瑞也是如此，他通常会和同事呆在公司里，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这才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就寝时通常已经到了凌晨1点，一觉醒来第二天又是如此。
由于从事研发工作，王瑞的工作内容就是面对电脑。在工作的时候，王瑞表现得相当自信，“每次把手放到键盘上，就感觉一切都在自己掌握和控制当中。”他说。但是跳出工作，面对现实生活，王瑞就会觉得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偶尔有一天提前回家，王瑞甚至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不用做家务，还没有女朋友，电视不想看，逛街没兴趣，除了同事，他在广州几乎没有一个熟人。在狭小的出租屋中烦躁地转来转去，结果没多久又回到了公司。
在王瑞的眼中，公司是一个既亲切又厌烦的地方。四年来，他已经熟悉了这里的一切。三楼是一个餐厅，负责给公司的员工提供一日三餐，饭菜只是象征性的收些费用，他几乎能将所有的菜谱背下来。四楼有一个健身房，有空的时候，他会去那里健身、打球，增加一些锻炼的机会。但更多的时间，他还是会坐在办公桌的电脑前，要么继续干那些白天没有干完的工作，要么上网看新闻、聊天、打游戏。公司甚至有休息室，可以供晚上不想回家的员工睡觉。
这几乎是一个可以独立运转的小天地，“只要你愿意，甚至一年都不会认识一个陌生人。”王瑞说。每当有一些重大的项目需要攻关，王瑞和他的同事们甚至会很多天不用离开办公楼，上班-睡觉-上班，生活就这样既混乱又规律地运转。
办公室清一色的都是年轻人，每当下班时间，王瑞抬头看去，一百多人的工作平台，按时回家的不会超过一半，剩下的人大都和王瑞一样无处可去。曾经一位获准休假十天的同事，在第三天就又回到了办公室，但没有人会笑话他。“大家的处境其实都一样。”王瑞说，口气中带着无奈。
想要抽身不容易
比起王瑞的无奈，现在的Jennifer显得逍遥些。在一家广告公司干了6年，她已经做到了公司的中层，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拼命加班。但她知道，只要她还在干着这份工作，那种以公司为生活重心的状态就很难改变。
“你知道吗，在十大单身行业当中，广告业排名第一。”这是Jennifer见到记者后的第一句话。在Jennifer的记忆中，过去的好几年间，自己留下的印象就是做事、做事，不停地做事。“当你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公司中、花在工作上的时候，真的连谈恋爱的想法都没有了。” Jennifer这样比喻工作的紧张程度。
晚上9点，对于Jennifer来说是个分界点，在理想的状态下，她会在此时结束一天的工作，然后回家。但是，这样的理想状态在Jennifer刚刚工作的两三年间，很少出现，大多数时候，她不得不加班到11点之后。即便如此，第二天早上9点还是要准时出现办公室当中。
那时候，“单身，无负担”的Jennifer似乎并没有太在意这样的生活状态，“反正回家了，也是一个人呆着。”由于租的房子条件并不好，Jennifer也并不想过早的回到那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家”中。正因为如此，在Jennifer的办公室里，她的私人物品远远要比自己的“家”里更加丰富，不但有全套的洗漱用品，还包括了睡觉用的被褥。每当在商店里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Jennifer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摆在办公室里应该很好看。”
在Jennifer眼中，和她一样长期以公司为家的人身上都带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由于时常熬夜，晨昏颠倒，他们在外表上看起来会有些萎靡不振，但这并不能掩饰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优越感。呆在小圈子里久了，他们有时会自说自话，还会形成一套特有的圈子语言。上班时，他们的电脑音箱会开得很响，同时开很多窗口和不同的人聊天，但真正忙起来甚至顾不上吃饭。刚进入到这个圈子里的时候会觉得，生活怎么能这样过，但是不久之后就会感觉，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
如果不是因为恋爱，Jennifer恐怕会一直持续这样的状态。改变是因为一件小事，一次，Jennifer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周末时到公司加班，而是和男友一起逛街。结果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Jennifer一直被各种各样的公务电话打扰着，两个人最终不欢而散。Jennifer最终意识到，在自己的生活中，公司占据的分量太重了，以至于几乎没有太多的私人空间。从那时候开始，Jennifer开始有意识地从公司的工作中抽出身来，留一些空间给自己。
如今已经是公司中层的她慢慢学会了平衡生活和工作的距离，而她的下属则开始向她请教如何才能够避免过多地将自己陷入公司之中。Jennifer此时会说，这个时段是无法避免的，当你年轻还有体力的时候，就要学会如何尽快做出成绩，得到提升，而只有摆脱了底层，才会从海量的琐事当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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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没有号召，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他们在压力之下自发的选择了加班，并以公司为家。
宁静说，我想跳槽，但我不敢。
作为深圳一家著名IT公司的员工，宁静是幸运的。相比于同班同学，宁静一毕业就得到了这份稳定工作，拿着比他们高出不少的薪水。
但让宁静感到有些不足的是，工作5年，他的生活都和在大学当中没有太大区别。由于公司很大，在周边设立了生活区，里面住的全是同龄人。生活区里的各项设施一应俱全，餐饮、影院、健身馆、游泳池、KTV，甚至还有篮球场，在旁人看来，宁静的生活安定又舒适。但宁静不这样看：上班是这些同事，娱乐是这些同事，甚至找女朋友，也都是这些同事的姐妹。
“没有长大的感觉。”宁静说，毕业5年，自己的心态和对社会的看法还和5年前差不多。
组织功能再回头
对于宁静来说，虽然工作在私企，但几乎没有多少要为自己生活操心的地方。因为很难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他的常态就是在宿舍和公司之间摆动。“先是觉得很舒心，再会有些厌倦，但后来根本离不开。”宁静说。
听到宁静的经历，在一家国有厂矿长大的李辉一脸羡慕之情。在李辉看来，宁静现在过的生活就像是自己父辈们过去的日子一样，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过着有规律的生活，不用为柴米油盐操心，只要每天干好工厂里交待的任务就行。“我倒宁愿是这样。”身处北京一家地产公司，几乎没有太多的保障，事事需要自己操心，李辉感觉工作、生活共同的压力让自己身心疲惫。
而在可锐职业顾问事业集团首席职业顾问卞秉彬看来，这样并不相匹配的对比，正是中国企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私人企业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已经开始慢慢承担起一部分过去国有企业才具备的社会组织功能。”卞秉彬说。
在上世纪50年代国有企业成为主导之后，企业员工的“生老病死”都会由企业来负责，而作为“国家主人”，企业员工被要求发扬“爱厂如家”的精神，努力为国家和企业创造财富。
但是随着原有保障体制的解体，企业由“全都管”变成了“全不管”，尤其是改革早期发展起来的一些小型私企，不但劳动时间长，待遇低下，而且工作环境极为恶劣，这也造成了员工流动大、企业不稳定的问题。
这种弊端后来被很多企业主觉察，他们意识到，企业不仅仅只是员工用来谋生的场所，同时还是情感交流的场所，“生活化、家庭化”的企业文化被提倡，“相对于过去那种‘全不管’的景况，企业的社会组织功能被重新重视起来。”卞秉彬说。
但宁静却并不在意这样的组织功能。在他看来，在这个小圈子里生活的太久，一切都有被趋同化的危险：思维模式一个样，娱乐活动一个样，就连买东西都会一模一样。在这个圈子里，团购(团体购物)是最被推崇的一种购物方式，一次，为了一双拖鞋，也有数十人组织了一次团购。“所有人都害怕与外界交往，担心被骗。喜欢这种省时省力的方式，但节省下来的精力最后也都用到了工作中，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宁静抱怨说。
底线压力上的平衡
宁静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种种迹象表明，像宁静这样的白领员工，尽管工作环境在一步步改善，但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长却同样在增加。
根据可锐职业顾问公司对2000名职业白领最新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有高达78%的人群都有过加班的经历，而每周加班16～25个小时的人群占到了43%。极端化的天天都加班的人竟然有34%之多。
“职场正在进入一个以功利化为导向的时代。”卞秉彬评价说。在公司的迅速成长阶段，由于缺乏持续性的完善规划，迫使企业员工不得不以工作时间来弥补效率。与此同时，业绩成为评判员工的惟一标准，也使得员工竞争压力一步步加剧。
而为了缓和这种压力，避免出现极端化的事例，多数企业会采取一定的措施。通常的做法有，改善办公环境，创造出轻松愉悦的居家氛围；将“以岗为家”的理念隐蔽在企业文化当中让员工从内心中认同；给予员工略高于平均水准的工资，让他们产生一定的优越感。这些措施都会消解员工的抵触情绪。
根据可锐公司的调查，愿意加班的员工只有13%，但是为了加班而辞职的人只有4%，更有52%的人认可自己公司的加班环境。“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公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此时，一杯咖啡，一次涨薪，就会缓解很大的压力，或许会把一个员工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卞秉彬说。
这样的感受李宇身有体会，她曾经与宁静同处一个公司。在上班的第一天，上司发给她一张床垫。“以后你会用的着。”上司说。果然，进入公司之后，就是无休无止的加班生活，通宵工作也是常有之事。
她此时才发现，自己的床垫果然发挥很大作用。而当她几度产生要辞职的念头时，对比公司给予的待遇，却是周边企业中最好的。而上司也在有意无意间表示，能开出这样的薪水，就是包含有加班的费用。每到此时，李宇刚刚鼓起的辞职勇气又开始消解下去。
难熬的精英竞争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长期研究居民生活时间分配问题。根据他的研究，我国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总体趋势是工作时间减少，而休闲时间增加。在他的一项调查当中，我国城市居民每天的闲暇时间(平均为6小时6分)，与工作、个人生活必须、家务劳动这四类活动分别占总时间的21%、44%、10%和25%。从终生时间分配来看，工作时间仅占人生十分之一，生活必须时间占一半，闲暇时间占三分之一。
但是，不同的社会人群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自的生活时间分配又具有不同的特点。从调查的结果看，以高学历，高知识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工作时间不但没有缩短，反而有加长的趋势。“精英群体的竞争力来自知识资本，而知识资本消耗快储备慢，不但要投入较多的时间一边工作一边充电，同时还要应对精英群体内部的竞争，工作时间自然会加长。”王琪延说。
与此同时，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在经济发展速度高于6%，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期时，也会出现工作时长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而这个时段一般要持续15～20年。
由于长期在日本学习、任教，王琪延对日本1970～1980年代经济高增长期出现的同类问题也比较关注。“在那段时期，日本的高知群体也同样存在大量呆在办公室、不愿回家的人的现象。而这样的状况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过劳死’案例的增多。”王琪延说。
根据统计，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社会每年都会有1万多人猝死。1981年，日本公众卫生学者上田铁之丞和田尻俊一郎共同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过劳死》，指的是由日常工作中日积月累的劳累，引发的脑病疾患和心脏病疾患导致突然死亡的症状。
“过劳死”现象的增多不但造成日本社会的恐慌，甚至出现因“过劳死”引发的诉讼。自那时起，人们才开始真正重视“以公司为家”的危险性。多数公司开始硬性规定，必须按时下班。而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过去，以及各个公司加强了预防，“过劳死”的数量才慢慢减少下去，“这样的教训但愿能为中国公司所吸取。”王琪延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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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驻虫其实希望社会注意到他们的压抑处境
5月28日，年仅25岁的深圳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突然去世，他的死被很多同事认为是与加班时间过长相关。
胡新宇去世前是华为公司的硬件工程师，胡的同事在其去世后的悼念文章中罗列了他一天的工作时间表：一般在晚上近22:00坐上公司的班车从坂田基地回家，到家时间已超过23:00。然后早上7点又得起床去赶公司的班车上班。
从4月初开始，胡新宇所在的接入网产品线硬件集成开发部进行一个封闭研发的项目。这个项目开始后，胡新宇经常在公司过夜，甚至长时间在实验室的地上依靠一个床垫打地铺，加班时间最长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早上依旧早起，8点钟吃早饭，9点钟打卡上班。“他深受华为文化的改变，认为不加班就是不对，加班才是正常的。”一篇文章如是说。
毫无疑问，很少人会主动选择超常的工作时间，除非有特别的动力。一份调查显示，在那些情愿付出更多的时间在公司的人群中，有78%的人的目的是“为了发展。”
的确，那些被认为是职场精英的人，相对与普通人来说，对工作总有超出常人的预期，“高付出高回报”是他们的生活信条。有时候，他们自身给予的压力，甚至远远超过外部实际存在的压力，而这种内在压力一旦转变为习惯，加班就会成为一种自律性的选择。“升职、加薪、学到更多的东西、促进企业的发展。”不少职场精英在期望自己付出努力的同时，带来个人与企业的双重收益。
这是一种“向上社会”中常见的景象，似乎没有这样一批人支撑，这样繁花似锦的场面也无从实现。但很少有人追问：自己努力追求的，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否是自己能力范围内可以承受的，是否是自己理所应当付出的？
而就在胡新宇事件发生前不久，他的同龄人——在外企EMC工作的高级秘书瑞贝卡则果断地对公司生活说“不”。
4月7日晚，EMC大中华区总裁陆纯初回办公室取东西，到门口后发现自己没带钥匙，而秘书瑞贝卡已下班。陆纯初几次联系未果后，于次日凌晨通过内部电子邮件系统发给瑞贝卡一封措辞严厉的英文“谴责信”，要求她以后“无论是午餐时段还是晚上下班后，跟你服务的每一名经理都确认无事后才能离开办公室”。
而瑞贝卡则不甘示弱，回信告诉自己的上司，“你无权干涉和控制我的私人时间，我一天就8小时工作时间，请你记住中午和晚上下班的时间都是我的私人时间。从到EMC的第一天到现在为止，我工作尽职尽责，也加过很多次的班，我也没有任何怨言，但是如果你们要求我加班是为了工作以外的事情，我无法做到。”
这封咄咄逼人的回信后来被转发到全国数千外企当中，瑞贝卡在网络间甚至被誉为“史上最牛的女秘书”。
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在同一背景之下被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胡宇新的死，还是瑞贝卡的辞职，都引发了对“以公司为家”现象的反思。如果说，瑞贝卡的辞职还仅仅是一种个人反抗的话，那无数在外企工作的职员，用他们近乎疯狂的转发邮件的行为，默默表达了对瑞贝卡的支持。
与此同时，同事间自发悼念胡宇新的文章也在网络间广为流传，人们在追忆这个年轻的生命时，也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也许胡宇新的离去仅仅只是一个警示，在浩如烟海的信息当中，胡宇新的名字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是胡宇新曾经面对和留下的问题，却需要更多人去思考和解答。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教授所提醒的那样，“一个人的时间不仅仅全都是为了工作的，而是为了追寻幸福快乐生活的。”
编辑 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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