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才立的情况，在中国出现，特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更为普遍
一切从三十开始
30岁时，周宣还在一个机关里担任科长，那是他从大学毕业后，苦熬八年的结果。在外人看来，30岁的周宣已经成家，并且事业顺利，几乎没有什么波澜就到了而立之年。但周宣自己知道，这不过是表面文章。
在那个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机关里，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周宣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按时上班和下班。他那近百平米的福利住房，从毛巾到牙膏的日用品，似乎都有公家帮着操心。“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一个保姆照看着，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周宣说。
由于对古典文化很感兴趣，周宣早早就读过《论语》，确切地知道“三十而立”所讲的“立”的含义。“古人说三十岁时应该做到立言、立德、立身，但我当时的心态还像是停留在大学时代。”周宣回忆起30岁的自己，不但没有而立之年的成熟与自信，反而有一种一事无成的恐慌。
这显然并不是周宣一个人的感觉，根据可锐职业顾问事业集团对2016年来访的客户抽样统计，能够在三十岁时就达到经济完全独立、事业初步有成、自我感觉比较成熟的人，只占来访者当中的16％，而更多的人则在35岁之后，甚至40岁左右才达到这些目标。
由于学习期的延长和婚姻年龄的推后，对很多人来说，30岁才是进入社会的开始。根据可锐调研中心的统计，在来访者当中，22～30岁年龄段，未婚比例高达76％，而在30～35岁年龄段，未婚占到42％；即便是过了35岁，仍然有17％的人未婚。
这些人大多数是本科学历，有20％以上拥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即便是那些本科学历者，也在把握一切机会考研考博，或者进行MBA课程的学习。一个人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通常需要19年的时间，即大学毕业时已经到了24岁左右。再加上后续学习花费的时间，在30岁之前才结束学校学习过程的人，无疑成为当下的一种主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30岁只是刚刚开始。
人生的转折
也正是在这个迷惘的关节，一件小事触动了周宣，并彻底改变了此后的人生轨迹。由于煤气紧张，周宣的单位是要按照级别分配煤气，处级干部可以得到两罐，而退休人员和普通员工只能有一罐。一个退休的老处长，为了多得一罐煤气，找到当年的一位下属去疏通，而这位曾经百般巴结他的下属却对此极为不屑。周宣看到这个景象顿时有些悲凉，他不愿意再熬30年，然后变成一个令人厌烦的老处长。于是他选择了离开。
刚开始，周宣想从事学术研究，他来到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从事了一年多的社会学调查，并撰写了一本属于自己的著作。为了出版这本书，他来到北京，奔走于各个出版社之间，但等到的结果总是否定。一段时间，周宣的生活状态就是，每天从郊区的出租屋坐很远的公交车到国家图书馆，在那里呆上一天，然后再坐车回去，周而复始。每天都要为花三元钱坐更舒适的大巴车，还是花两元钱坐更便宜的普通车而作思想斗争。
在30岁时面临前途困惑的人实际上很多，从新疆到北京闯荡的沈克泉也有同样的感觉。30岁那年，他还“混迹”在北京电影学院那些考研者的大军当中。从小有着做电影人想法的沈克泉，也是在那个年纪开始了自己的新选择。
22岁，沈克泉从偏远的新疆阿克苏来到北京求学，经过两年的学习，沈克泉回到阿克苏，分配到一个事业单位。在当地，这是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稳定工作。但经历了北京的繁华和朝气，这个年轻人已经难以忍耐那里封闭的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每天早上，我都有一种辞职的冲动，想着如何到外面去闯荡。”沈克泉说。
但是，孩子的出生让他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一年，沈克泉25岁。“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自己感觉还是个孩子，怎么居然已经有孩子了。”就这样，沈克泉耐着性子在那里呆了几年。
当时问的推移让30岁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沈克泉再也呆不住了，“如果这个年纪还是不能出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匆匆给单位写了一纸假条后，沈克泉就又回到了北京。在那里，他泡在电影学院听课、复习，一次又一次的去考研，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获得成功。
处在社会磨砺期
对现在的职场人来说，28岁到35岁之间，不过是职业生涯的“定位上升期”，他们一方面要寻找到合适自己发展的行业，同时也要经过5～8年的磨砺，以形成自己的“职业竞争力”，而后才会真正得到稳定的发展。
在出版学术著作的梦想破灭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生活现实带来的压力。周宣必须想办法找到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入到出版行业，这个曾经的科级干部，拥有稳定的薪水和良好的福利，在这里却要从零做起。周宣还记得自己领到第一个月800元工资的情景，“从那时候，自己才感觉是真正步人社会，人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熟起来。”周宣感慨地说，那一个月的经历，竟然比在机关中几年的感受都要丰富的多。
幸运的是，周宣这次找对了路，他在出版行业的发展出乎意料的顺利，很快在所在的公司脱颖而出。没有几年的时间，这个曾经每月只挣800元的“新手”，已经拿到了上万的月薪，再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一段时间里，沈克泉似乎也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曙光。他对电影的执著态度打动了天山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沈克泉被调动到那里。在天山电影制片厂，他得以近距离接触到自己喜爱的电影拍摄。
从1995年到2002年，整整7年的时间里，他从场记到副导演，几乎担任了电影拍摄当中的所有角色，就是没有等到独立导演的机会。他甚至自己创作了一部剧本，但是由于缺乏投资，最终只能作罢。
从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到三十五六岁的中年，沈克泉将所有对电影的激情投入其中，在看到希望越来越渺茫后，他选择了退出。“导演这个行当是很难有大器晚成这个说法的，可能不到5年时间就会有新一代导演冒出来，如果在将近40的年纪还没有做出成绩，退出就是明智的选择。”沈克泉有些无奈，但更多的是豁达，“年轻的时候能毫不犹豫地去投入到你最想做的事情当中，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所缺乏的仅仅是最后一个结果而已。”
40岁仍“在路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洪兵的经历远没有周宣和沈克泉那样波折。受家庭熏陶，洪兵自小就选择了以音乐为志向。很顺利，他在二十岁时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并在毕业之后进入到东方歌舞团工作。
小时候的音乐理想不出意外地都变成了现实，24岁的洪兵一下子成了“作人”。这让他有些不适应，“工作人”这个叫法，在洪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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