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档案
周天勇
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研究领域涉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金融风险、城市经济、农业经济等，代表作有：《劳动与经济增长》、《效率与供给经济学》、《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中国经济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新发展经济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等。
编者按
日益激烈和残酷的竞争，让企业CEO越来越不好当了。在湖南，有的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就停止生长亦或萎缩，让CEO陷入痛苦挣扎；有些走向海外的行业新秀，因遭遇海外竞争对手疑似侵权的地毯式排查，迈出国门的步伐趋于谨慎。当前，湖南企业发展遇到的诸多困难，经由当前“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能否有效解决？近日，经济学家周天勇应邀登坛中外名家系列讲座中联重科分场，为湖湘企业家讲授就业与三大产业、企业规模、投资与消费等领域结构调整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辩证关系。
A 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担纲主角的企业，按规模有大、小之分。周天勇研究发现，不同规模企业自我要求和角色定位，不同程度背负着“不能承受之重”。
中小企业：赶考深陷“落榜门”
前不久，在行业堪称晚辈后生的吉利，因一举并购世界汽车制造名企沃尔沃，在中国汽车行业引发震动。这个被渲染为“小鸡变凤凰”的故事，仿佛给大批等待苦尽甘来的湖南中小企业打了一针兴奋剂。
像吉利这样能够获得“涅槃”机会的企业，毕竟凤毛麟角。在湖南企业界，规模做到几千万元就止步不前者屡见不鲜，不少没能如愿做大或成为龙头的企业，往往让CEO萌生“落榜”的惆怅。周天勇认为，片面追求做大已成为中小企业成长的误区。
事实上，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达到99%，是国民经济的大众阶层，并且为我国80%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养家糊口的生活保障。因此，为“出人头地”而争考“状元”的心态不足取。他认为，湖南中小企业要平和做大之心，在当前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中，通过调整低档次的工艺和产品结构，把消耗大、排放高的设备进行技术升级，并根据要素优化配置的规律顺应产业布局的梯度转移，真正把企业做强。
大企业：不能片面追求就业率
今年年初，人们对于中联重科等行业领头雁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预期，引来各界对于湖南制造用工需求或将大幅增长的猜测。许多人认为，大企业若能大发展，其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为解决就业承担更多责任。
周天勇发现，不仅公众，许多大企业自身也习惯视解决就业为己任，力求高增长与高就业这对“鱼和熊掌”能够兼得，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他认为，大企业主要存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工业体系中，对国民经济的意义在于创造供给，增强国家工业体系的综合竞争力，而非片面追求就业率。因此，大企业发展路径就不能像传统企业那样采取劳动力密集的“人海战”，而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并吸纳更多优质工业资本，以合理的人力匹配更多的资本，提高生产管理和运营效率；一些现代化程度高的大企业和大工业，为确保行业领头雁地位，甚至不妨采用机器人替代人工，提高效率。
B 农村规模不经济“锁喉”城镇化
人们通常认为，城镇化最大的“竞争者”是工业化，因为后者要侵占更多土地，这会导致城镇化建设用地大受钳制。事实并非如此。
周天勇研究发现，以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所“侵占”的土地，远不及城镇化落后耗费的土地。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村庄生活用地约为7000多万亩；城市建设用地约为2600多万亩。到2016年，我国村庄建设耗地达到2.7亿亩；城市建设用地只增加到7600多万亩，增加了5000万亩地。但是，城市新增加了4200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30年间，建设用地增加了2亿亩的村庄，却净减少了6000万人口。从我国三大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分析，约占劳动力总数40%的农民，创造的农业生产总产值仅占GDP总量的10%，而农业生产总产值所占GDP份额逐步下降已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很显然，农村现有规模不经济之弊，已成为阻碍城镇化的绊脚石。
提高农村的城镇化水平和规模经济效益，可以有集中、分散两种路径。集中方式是把农村人口、种养加工业、商业等集中起来；分散方式是在现有数以百万计的村庄都修路、拉电、安装天然气管道、建污水厂，都搞点工业、商业。周天勇认为，集中方式更有效率，也更符合经济规律，把农村人口相对集中起来，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把制造的产品用于国内消费，这是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目的所在。
C 服务业：“草根英雄”亟待修成正果
“蜘蛛人”清洗外墙、家政保姆、社区保安、家门口的早点摊……这些被视为“草根”的服务行业，与城镇居民生活已息息相关。周天勇认为，随着调结构转方式的深入，服务业将在解决就业和促进财富二次分配等方面，展现其日益重要的社会价值。
他认为，就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生存之本，没有就业，从农村转移和城镇新增及其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就没有收入，就会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城市中最能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和产业，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
与大工业相比，目前我国服务业水平还较低。一般规律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服务业就业者所占劳动力总量比例在60%左右，中国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滞后约30%。周天勇研究发现，在服务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国家和地区，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小，反之，收入分配差距则进一步拉大。以此为鉴，我国要进一步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同时实现富民目的，不仅要增加服务业的数量，还要进一步丰富服务业门类，并且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D 三驾马车消费仍是“跛脚”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6%，出口同比增长28.7%，消费同比增长了17.9%。从消费形态看，民生领域消费增长缓慢，其中农村消费增长低于城镇。周天勇认为，这表明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还有一只消费“跛脚”。
投资拉动经济，最典型的是盖房子、修路建桥等基础设施建设。周天勇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就业的能力非常有限，这主要是项目建设越来越多采用大型设备替代人工，而项目一旦完成，劳工就得拿钱走人，另谋生路。劳动者收入的不恒定，加上对于未来收入的不可预见，使当前国内消费缺乏开足马力的能源。
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领域的一种投资趋势值得关注，这就是逐步形成两大新的阶层：靠出租房屋不劳食利的少数家庭，以及大批向城市转移和新增劳动力组成的租房大军。周天勇分析认为，随着人多、地少矛盾加剧，房租持续上升预期加大，这意味着租房一族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将作为房租支付给食利阶层。这不仅抑制劳动者在其他方面的消费需求，也势必导致城市化过程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E 创业扶植不能只比运气
加速推进城市化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专家预测，未来3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要达到85%的标准，城市就需要再吸纳4.5亿农村人口。周天勇认为，倘若没有解决大批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渠道，随之而来的高失业率将使大批城乡居民生活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居民支付能力降低将形成更大范围的就医难、上学难、住房难，一旦国内消费不足则对出口形成更大依赖，倘若出口受阻，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目标将变得难以企及。因此，解决就业需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周天勇调查发现，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鼓励创业和促进就业的政策，不少是临时性和短期优惠政策，或是特殊范围的优惠政策，而不是长期和普遍鼓励创业和就业的政策。比如，政策有专门针对下岗职工的，有专门针对大学生的，也有专门针对复员军人的；在时间上，有的只有两三年；从收益面看，能够获得优惠政策的创业者大多凭运气，人员是少数且政策不长久。他认为，现在迫切需要实实在在解决妨碍创业和就业的观念、体制和机制问题；从鼓励创业和大力发展就业率长期偏低的服务业入手，或可成为化解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