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咖啡，没法绕开星巴克。
与千店一面的麦当劳不同，走进一家你没有光顾过的星巴克，你既会感到耳目一新，又会觉得似曾相识。一种飘渺又固执的小资情调，总是弥漫在星巴克的殿堂里。星巴克不会像麦当劳那样色调明快，给人下命令一般：“快点吃，吃完赶紧走！”。星巴克把那些大规模生产的“勾当”，严严实实地藏在响当当的“个性化服务”之中。比如，你可以对一杯由机器按固定程序做出来的咖啡，就添加什么奶、杯子的大小、甚至这杯咖啡装多满，大大方方地向学历可能不比你低的侍者提出你的要求。如果你还想显示你的博学和口味的高贵，你还可以优雅地为自己的咖啡，加糖或加甜味剂，加各种用中文都未必听过的香料，或加五颜六色的巧克力。愿意加多少就加多少，反正不会另外收费。
可以说，星巴克漂漂亮亮地解决了人们既要面子，又要顾及钱包的两难处境。无怪乎它可以席卷全球。
是星巴克，却总是弥漫着一种轻飘飘的浪漫气氛，含情脉脉地环绕着你，令你不忍离去。
难怪“在星巴克见面”成为都市小资的经常性行动。可是我总有一个疑问，在中国的星巴克咖啡店，如果把咖啡换成茶，其它的统统不变，结果会如何？或者说，假设星巴克的成功之道可以简化为“好咖啡＋令人留恋的氛围与空间”，那么，把引号中的陈述改为“好茶＋令人留恋的氛围与空间”，星巴克还能成功吗？
星巴克的成功不在咖啡本身，而是在对身边世界的关注。吉登斯教授在他的大作《社会学》中写道：“两个相约喝咖啡的人，可能对凑在一起聊天更感兴趣，而并不在乎他们实际上喝了什么。”
把星巴克等同于咖啡，是一个误会。对星巴克而言，咖啡不过是个载体。想印证吉登斯教授意见对错，不妨先问问自己，我到底喜欢，或不喜欢星巴克什么。
粤人喝早茶的习惯，恐怕不止百年了。解放前的广州，有一家叫“妙其香”的茶楼，它的大门有一副对联：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
这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对联，实在是惟妙惟肖地述说了南粤文化的一个侧面。
如今所谓“早茶”其实可以“喝”到下午。自从解决了“温饱问题”，早茶的主要功用，从果腹变为休闲与社交。“饮早茶”一词也更多地被“叹早茶”替代（粤语的“叹”亦作“享用”解）。在人声鼎沸的“茶楼”，茶客们高谈阔论，从陈年旧事到手中生意。
在“茶楼”这种公共场所，一面“饮茶”，一面食用精美的广式点心，还一面脸红脖子粗地谈生意，是曾经的时尚。如果有人说，直到最近几年，广东的生意有一半在“饮茶”时谈妥，恐怕不为过。
无奈这种“时尚”已经开始式微，原因是生意人的成分发生了变化。提着笔记本电脑，说话轻声细语，还夹着洋文的生意人，慢慢多起来。一面“叹茶”一面讨价还价，不是他们的工作方式。新一代人讲究“隐私”，注重体形。对着满桌专攻“三围”的食物，以及周围好奇又未必品味相同的食客，他们宁可选择逃逸。
对这样一个日渐壮大的群体，包括白领，也包括高学历的老板而言，温馨的星巴克恰好就是“茶楼”的替代品。在中国，在广东，星巴克确实准确地捕抓到市场的需要。也许吉登斯教授的判断很准：这些人“并不在乎他们实际上喝了什么”，他们需要的是看上去属于自己的氛围与空间。
就一杯咖啡而言，星巴克也许贵了。但是，如果你在一个“令人留恋的氛围与空间”里，有头有脸地呆上大半天，却只要付25元或45元（一杯咖啡的钱），也许你又不觉得它贵了。
星巴克为现代城市人对时尚和高端奢侈品的追求，以及对一个愉悦又温馨的社交场所的渴望，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恐怕这就是星巴克成功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