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银河记者旁白:李银河1952年出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著作有：《同性恋亚文化》、《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中国女性的性与爱》等。李银河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并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李银河研究的领域在中国学术界地位另类，但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记者 徐万涛摄)
当年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合影。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信中这样写道：“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感动中国的作家——王小波)
无奈入山西大学学历史
17岁，对于现在的女孩子来说，生命的绚烂刚刚开始，她们或许情窦初开，忙着和男孩子们约会；或许在发奋读书，为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奋斗。但是17岁的时候，李银河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时代的洪流，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到乡下去。1969年，我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3年之后转到山西庆县(我父亲的老家)，在那里又待了两年。五年的知青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干活，全部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兵团的时候好像比农村更繁重一些，兵团里都是年轻人，体制也是按照军队的体制。那个地方很荒凉，五年的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无论吃多大的苦都不觉得苦。1974年，我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那时候还算是工农兵学员。学历史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那年山西大学下去招生只招学历史的学生。之前一年，山西大学的英语系也曾到我下乡的地方招生，招生的人问我对英语的看法，我说了一句：“英语应该是个工具吧。”大概招生的人觉得，英语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这么简单，没有招我。所以到了第二年历史系招生的时候我就想：“我还是别挑了。”就这样，我虽然不喜欢历史，还是读了历史系。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那些工农兵学员根本就不学习，整天都去串同乡会。因为他们都是从山西的各个县上来的，毕业之后他们还要回到原来的县去，所以他们热衷于搞串联，以便将来回到县里形成一个势力。我对那种串联没有兴趣，只是觉得时间宝贵，就拼命地看各种书。那时候，老师也教不了什么给你。上山西大学对于我来说是时代的一个误会，我从小上的都是北京考分最高的小学和中学，我的姐姐哥哥们考试也从来都是考前几名的，我们家有考高分的传统，如果不是“文革”，我考清华、北大绝对没有问题。曾有一段短暂的报人生涯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在山西大学，李银河的记忆都不是那么愉快。那样的青春，对于一个生命刚刚开始的女孩子来说似乎有点残酷。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山西大学的经历或许可以说是李银河步入社会的入场券。从山西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了北京，到了光明日报社当编辑。说是分配，也算是自己找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老报人，跟光明日报的主编都特别熟。刚到那里的时候，我跟着老同志学习当编辑，也学习怎么当记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落后就要挨打》，当时我跑到图书馆查资料，找到各种统计数据制成图表，罗列到文章中。那时候人们写文章还不怎么用数据分析这种办法。后来我跟我们室主任到上海出差，看到上海的各个单位都把我的文章挂在墙上。当时正在提出“现代化”，我猜想上海正在搞什么活动，我列的那些图表恰巧能表现一些问题。后来我就去了国务院研究室做研究人员，在中南海里办公。在那里，我和朋友林春共同写了一篇文章《要大大加强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基本上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写这篇文章是在1978年，理论务虚会正在召开，我觉得这是个信号：民主和法制需要呼吁。前一段时间看凤凰卫视，已经在回顾那段历史了。之后就是1979年，我到了社科院马列所，那时候马列所刚刚创建。在马列所待到1982年，我就出国了。从1982年到1988年6年时间里，我在美国的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美国教授讲习班上结缘社会学与下乡时选择历史不同，这一次攻读社会学是李银河自己的选择，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是因为热爱。”“文革”结束之后，社会中很快地形成了各种小圈子，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当时的青年都热衷于这样的问题，看奥威尔的《1984年》，思考着社会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都带有社会学的色彩。我选择社会学，虽然是自己喜欢的，但也是迫不得已，因为那时候重新学习理工已经不可能了。另外，一个比较近的契机是，1979年中国开始恢复社会学。匹兹堡大学的系主任霍尔兹曼和另一位社会学教授到中国来办一个夏季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是费孝通先生主办的。当时的那批学员有点像中国社会学恢复后的“黄埔一期”的意味。我参加了那个讲习班，那一段的学习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觉得研究社会学正好是我想做的事情。当时老师并没有要求我们去实地调查，但是我还是自己设计了一个问卷，跑到居委会散发。我记得当时我设计的问题中有这样一个：你觉得中国的京剧是比芭蕾更好的艺术吗？答案有这么几种选择：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不同意。散发问卷的时候，我感到兴致勃勃，觉得这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时候这种调查还让人们觉得很新鲜，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有的人还在我的答卷上批了一句话：这种说法太极端了。那个调查后来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但是我觉得我找到自己的兴趣在哪里了。后来我就跟霍尔兹曼联系，说我想到美国读书，学习社会学，他给我提供了奖学金。我就到了那里接受了6年的很正规的训练。硕士和博士是连着读下来的。
李银河（资料图片） 献身于性学研究
从美国回来之后，李银河先是翻译了许多国外学者的著作。随后就开始她自己的专业研究。从她的第一本专业著作《中国人的*爱与婚姻》开始，到后来的一系列著作，李银河的作品都引起了重大反响。这一方面说明了国人关于性的压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研究性的重要性。李银河跟我说：“在国外，这类著作汗牛充栋，但是我们这里少得可怜。”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范畴：婚姻和家庭，性别和性。其中关于性的研究可能多一些，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中国人的*爱与婚姻》，其中除了中国人的离婚、独身、自愿不生育等问题，还涉及了一些同性恋的内容。因为线索比较宝贵，就在同性恋这方面又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这主要是我的博士后研究课题，但是有些比较年轻的男同性恋者不愿意跟我(女性)谈，小波就帮我做了一些调查。他还跑到厕所里去拍那些厕所文学。结果后来有传言说我搞男同性恋调查是女扮男装跑到男厕所去调查，完全是胡说啊。(大笑)后来在《他们的世界》，小波也参加了一些案例的撰写。在我做同性恋调查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们必须要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如果一旦流露出我高你低这样的情绪，那么调查肯定就失败了。他们是很注意这些的。即使是这样，有些人还是很不愿意跟我谈，他们跟我说：“我能感觉到你跟我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但是我总觉得，小偷被抓住的时候也不愿意去讲偷东西的过程啊。”但是也有的人特别健谈，还给我们介绍他们圈子里的其他朋友。在这种交流当中，他们也得到了一种宣泄。现在，我跟他们圈子里的一些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吃饭，碰到困难大家也一起想办法。与王小波的爱情像传奇说到王小波，自然会让我想到李银河的另一个“身份”：王小波的妻子。虽然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李银河也许更愿意让人说起她社会学家的身份。她和王小波的爱情，曾经被人们塑造成一个神话。所以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银河很惊诧地反问我：“这跟我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关系吗？”尽管这样，她还是回答了，就这样，我听到了一个很传奇、但是很朴实的爱情故事。最初相识是在1977年。那时我和小波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我在这个朋友那里看到他写的小说《绿毛水怪》的手抄本。看完之后我觉得跟作者很投缘，就想看看这个作者。通过那个朋友，我们以到小波家拜访小波父亲(他是人民大学教逻辑的教授)的名义到了他们家。那一次，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之后他就来找我了，到我的办公室，两个人在一起聊天，东聊西聊。忽然他就问我：你有朋友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说：“你看我怎么样？”特别地单刀直入，特别地自信，还带有一点特别的无赖。那一次之后我们就开始通信。后来他告诉我，每次我的信到了他的工厂都要引起轰动，因为我用的信封是光明日报的。大家都说：“王小波怎么跟光明日报的搞上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世俗差距：他在街道工厂当工人，他父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比较成熟，这些对于我的研究也有一些影响。到了后来我们之间稍微有一些差异，但是在许多看法上我们还是比较一致的。我们当时选择了不要孩子，因为兄弟姐妹们的孩子已经很多了，他们家五个，我们家四个。周围的同事好像也没有什么看法，在家里父母的压力更大一些。我们家的压力比他们家的大，我妈就总是跟我说：“要个孩子，我给你们看着。”王小波的一个密友曾经跟我们说：“哎哟，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还有不要孩子这种可能性呢？直接就生了。”现在想起来，不要孩子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我们的选择可能还是不要孩子。（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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