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需要偶像

当今社会存在着“追星族”、“超女热”等大众性娱乐狂欢，再加上消费主义格调的影响和感官体验的流行文化渲染，更是对偶像的痴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青少年则在偶像崇拜中占了绝大多数。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岳晓东的《我是你的粉丝---透视青少年偶像崇拜》一书，对青少年偶像崇拜心理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诸多积极可行的建议，旨在引导青年人积极理性地追星，把偶像崇拜变为榜样学习。

成长需要偶像

每个年代的人都会有偶像崇拜，偶像崇拜者给偶像人物赋予无穷的魔力。青少年正处于由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青春期，崇拜偶像是他们走向社会之前的人生准备，也是心理发展的必要过程。青少年在人生的成长阶段，需要通过对不同偶像的认同和依恋来确定自我价值，寻求自我发展，所以在四处寻找可以认同和仿效的对象，学习他们的各个方面，而年轻偶像的风光与功成名就，往往就成了他们生活的方向及生命的指标。从这层意义上说，偶像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行为，是青少年时期心理矛盾运动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过渡性的一面，也有其非理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建立起青少年族群的共通语言，从而凝聚成为我们独有的文化现象，他们的成长需要偶像的力量。

如《还珠格格》中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红遍两岸三地，根本原因是小燕子成为了一面镜子，对她的喜爱在本质上照出了影迷心中的某种梦幻和缺憾，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缺憾什么、梦幻什么，他就会从小燕子身上寻找什么。因此，一个人痴迷小燕子，如果是为了激励自我、改变命运、完善人格，她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就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又如，美国计算机大王比尔·盖茨和香港著名商人李嘉诚对许多青少年来讲，是事业成功和奋力拼搏的典范。

不同的偶像带来不同的人生

就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而言，青少年从自我迷茫的状态中走出来，一方面是受到大众传媒的渗透和强化，另一方面是在朋辈团体中，因为团体接纳的需要，并受到来自集体的影响和强化，他们的偶像崇拜具有突出的年龄性和过渡性特征。青少年偶像崇拜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对美好的信仰，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他们渴望个性独立及情感替代人物的出现，往往过分关注少数纯偶像人物的言行举止，盲目地追星，并因此带来消极的影响。正确的偶像崇拜对青少年自我价值感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塑造意义，是人生的奋斗目标和奋斗动力，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对朋辈之间的相处和交融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青少年偶像崇拜是对榜样行为观察学习后的一种模仿，优秀的偶像可以树立榜样，好的榜样则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基础来推动青少年对自我的探索和认识，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而特定的时代产生特定的文化，不同的偶像带来不同的人生。如青年毛泽东曾极为崇拜华盛顿、林肯等，他曾经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反复阅读，还在书上圈圈点点，写了许多批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鲁索、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还书时，毛泽东对同学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又如，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女科学家雅娄在高中时期，就把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偶像，时常鼓励自己要做一名像居里夫人一样的科学家，从而走上了科学研究之路。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青少年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偶像或榜样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其中包含了对崇拜对象的心理认同、行为模仿和情感依恋3个要素。青少年以人物为核心的依恋和社会学习方式来接受其崇拜对象，则他们很有可能被理想化，成为高不可攀的人物，结果榜样功能无限缩小，偶像功能无限扩大；如果青少年以特质为核心的依恋和社会学习的方式来看待其崇拜对象，则他们很有可能被榜样化，成为自我成长的坐标人物，结果使偶像功能无限缩小，其榜样功能无限扩大。

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号召的偶像年代，雷锋、保尔·柯察金、“铁人”王进喜、焦裕禄、邱少云等是这一时期偶像的代表。他们身上无私奉献、为国家牺牲小我、艰苦奋斗的精神感动了几代人，成为几代中国青年人学习的榜样，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标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偶像可分两种：一种是传统的社会道德楷模，他们当中有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另一种则是在各行各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同时，港台娱乐明星也大量涌入内地，邓丽君、周润发等深入人心，影响了当时的青少年，形成了早期的明星崇拜。

偶像通过揭示其个人奋斗与事业成就的一面来强化青少年的榜样学习意向，这不但可以拉近偶像与其“粉丝”的心理距离，也可使青少年变偶像崇拜为理性思考，关注成功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的理念、气质、性格，这才是对偶像的正确态度。榜样教育应主张采取的是一种“大禹治水”的智慧，不是去堵，而是去疏导，偶像崇拜是可以转化为榜样学习，并可通过偶像认知榜样化推动青少年的心智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