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在德国，人们之间处于尊敬，在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仍然继续互相称呼为“您”(SIE)，多年的邻居、同事均如此。通常，由年长者觉得双方关系比较近之后，提出改称“你”（DU），双方才能重新以“你”相称，虽然“你”称后双方关系会熟络许多，我在最初学德语时却最不喜这一点，因为德语在“你”称后动词变格特别麻烦。我所认识两位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一位为海德堡大学儿科主任、全德儿科协会主席霍夫曼教授（Hofmann），年46岁，另一位为海德堡大学儿童心理治疗系主任莱西教授（Resch），近48岁，两者均为C4教授。在德国，教授有如下的分类级别：· 大学教授o. (Univ.-)Prof.: ordentlicher Universitätsprofesso：在大学工作；· 教授：聘用在各高校、职业专科学校工作；· 名誉教授（Honorarprofessoren）：大学教授，但在大学以外的地方兼职，不一定有工资；· 特聘教授（außerplanmäßige (apl.) Professoren）：已经具备教授的资格，被作为大学教授聘用，但尚无正式教授的位置(也称资格教授Privatdozenten) ； · 副教授（Juniorprofessoren）:类似于国内副教授的称呼；· 退休教授：Prof. em(erit).终身教授Professor h.c.：授予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或政治家另外的教授分类为W级、C级和H级。C级为德国较老的教授分级标准，大致类似的标准为C1－助教（wissenschaftliche Assistenten），C2－教师或高级教师(Oberassistenten und Hochschuldozenten)，C3与C4均为教授，不同在于C4为德国大学教授的最高级别—终身教授。霍夫曼教授与莱西教授相识多年，经常在一起打网球并互相私访，但他们仍以“您”相称。我与霍夫曼较熟，以中国方式“老霍”称之。一次，我问他：既然你们这么熟，为何不互以“你”相称？他答到：在大学我可能行政地位较他高，而他比我年长，所以，我们不知该有谁先提出“你”称的建议。在“您”称的麾下，社会的等级、距离、先后建立了起来。笔者在1994年在德国乌尔姆大学研修时，元旦前科室联欢，外出小聚，德国人聚餐后喜欢饮酒聊天，但若迟些时科室主任不第一个离开，谁都得撑着聊，直到科室主任先离开，然后再是资格教授（Privatdozenten）的离开，其余的才能随后离开。我想到的另外一个与尊称有关的故事与德国富尔达大学（Fulda）的埃尔策教授（Prof. Elzer）及国内著名的心理治疗师曾奇峰有关，他们虽然早已相识，每次见面他们仍以“您”相称。此前，我因1998年在德国留学期间住过埃尔策教授家，与之很熟并早以“你”相称（见后内容）。2003年在上海，我们作为全国精神分析培训班的老师被安排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同住一层楼，埃尔策教授晚九时才抵达，下榻后我们三人见面寒暄，老是在“您”和“你”之间转换，埃尔策教授于是对曾奇峰提议到：我们以“你”相称吧（sollen wir duchen？）。曾兄一向对男性间的思想交流感有兴趣，但对男性之间即便是躯体稍稍的接触都会过敏得起鸡皮疙瘩。时已夜深近11点，双方抵达异地，均有洗了睡之意，故曾兄对这一善意提议一时未反应过来，惊问：Was? Wuerden Sie mit mir zusammen duschen(什么？您想和我一起洗澡)?我在一旁大笑，埃尔策教授也无不尴尬地笑起来，后来，我与埃尔策教授见面时，经常以互邀洗澡来打趣。这种等级让我想到老子的话：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所设想的境界在西方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实现了，德国人非常强调尊重隐私，保持距离，经常可在私人宅地前见一警告牌：私人地段、内有恶狗、非请勿入！在德国，若被邀请到家里做客，那一定是很高的接待规格了。我见过一些留学生，赴德留学时带了一些礼物，以备被邀时有礼呈，但去德多时仍未被邀请，礼物—特别是食物被我们左磨右泡地开启吃了才罢休。及至被邀请至家，德方主妇定竭尽其能，施展手艺，使宾客尽欢。所谓手艺，正餐定要有道可以管饱的类似于黑浇牛柳的肉点，其他的生蔬的辅菜是不必提的，最能彰显主妇手艺的应该算饭后甜点，亲自焙制的糕点既能显示出主妇对客人的细致关怀，又能展示独家的厨艺。我在不同的德国人家里待过，有教授家、普通公务员家、农民家、商人家，无一例外：精致、可口而口味风格各不相同。虽然这样的习惯与中国相比显得人际距离较远，但社会保险系统能够跟上照顾那些膝下无子女的老人，而更多的是那些有子女、身体健康的退休者，也是得益于这一系统，自愿入住养老院，结成兴趣团体，外出旅游，无论在生活和经济上均十分地独立。我在汉堡所认识的米勒女士（Frau Mueller，精神分析师）的先生，其母亲已经90余岁高龄，住在汉堡一家高级老人福利院，他们一个月去拜访一次，生活上完全不需要他们操心，可以说，他们是互相独立的。1998年底我和妻子曾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小镇去拜访我在国内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所认识的德国生化学教授帕姆先生 (Prof. Palm)，他已经80多岁，在德国的生化学界非常有名。在电话中我们约好列车的班次，晚上约8点抵达，他亲自开车来接我们，仍然头脑清晰、反应敏捷。时值隆冬，外面飘着大雪，到他家时，其妻（也78岁）已经准备好玩晚餐等着我们，通过巨大的落地窗，看着外面草地仍在继续被飘雪所覆盖着，一棵高大的松树耸立在院的正中央，榛叶上披满白雪，被园中的地灯照耀着像个巨大的绿巨人。屋里除了暖气，还生着炉火(在德国的很多家庭仍保留着烟囱，可安装特制的烧木材的炉子)。我感觉到温暖而安静，不仅是因为宅大、火旺、夜沉，也因为和两个老人在一起，感受到心静。不禁想起李商隐的词：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帕姆教授席间告诉我们，他们的孩子均已自己成家立业，很少回来，但彼此之间互有密切的电话联系，他和夫人自大学认识结婚至今，感情笃深，俩人在家虽安静，但不寂寞，夫人这时插话：他每次去中国，我都担心得不得了，现在好了，他终于觉得自己不再适合出远门—我是指到中国那样远的地方。俩人开始你来我往地说起他们年轻时的一些轶事，彼此印证记忆，那种情深意切，毫不掩饰、毫不做作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国内，我们一向强调大家庭内人际间的亲密、互助关系，虽然在城市内大家庭已经越来越少。就本人在近年来接诊的心理咨询咨客的情况来看，反映最多和最大的问题为家庭内的人际关系界限缺乏、过于强调责任、以情代法（指社会法则），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过于依赖、粘滞，最后演变了无人负责、不想负责和负不起责的局面；或者，一方过于负责，以至受方不堪忍受的情形也非少见。因这一话题涉及面太广太大，恕不在此赘述。于尔根. 阿绍夫教授(Juergen Aschoff)我第一次到德国为1994年，导师是乌尔姆（Ulm，见图）大学副校长于尔根.阿绍夫教授（Juergen Aschoff），阿绍夫教授的爷爷为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阿绍夫教授（Aschoff），由于发现了对风湿病有确诊意义的风湿性肉芽肿，后以其姓命名为阿绍夫小体（Aschoff body）。记得我校著名的病理学专家武忠弼教授在1994年访问德国时，应邀给德国学生讲课，武教授在开场白时历数与乌大的渊源，他一口气说出所有在座和不在座的乌大教授，唯独访问过同济医院两次的阿绍夫教授的名字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我甚至看到了阿绍夫教授脸上一红，他是个睿智、犀利但又腼腆的人，他可能也因自己竟然成了武教授记忆的盲点感到不安吧。我心里倒是觉得这现象十分有趣：一个著名的中国病理学教授竟然会忘记德国著名病理教授的姓—一个病理学上著名的名词！这种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被称为是反向形成（Formation reaction）：在骨子里，武教授是想把最重要的留到最后来讲，但可能—原谅我举自己幼稚的例子—就象初学德语者一样，在构建一个复杂长句的框架结构时，把应该放在最后的、最重要的动词反倒给忘记了。阿绍夫教授除了在神经病学上的造诣外，其最大的嗜好为藏医研究和摄影。他对藏医的药特别感兴趣，我到德国开始在乌尔姆大学自然康复研究所从事的神经电生理的研究就是涉及一个藏药中的成分对海马细胞的刺激反应，在乌尔姆，阿绍夫教授甚至弄到了特许权，用一种藏药的成药来治疗偏头痛。阿绍夫教授对藏医的喜好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状况，他在退休后，将大部分精力花在整理藏医文典方面，并将与《四部医典》相关的词典译成德文，又专请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蔡景峰教授历时数年将其修订出版（见图），因我也参与了该书部分的修订工作，知道该书的出版象征着该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填补了该领域的一个空白，十分不容易。曾经问过阿绍夫教授，为何对西藏这样感兴趣，他反问：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比喜马拉雅山更高？什么地方？您告诉我？……我答不出来：最高、最美！还有比这更充分的理由吗？虽然与阿绍夫教授有着专业上的交道，私人交往也不少，但我们一直以“您”相称。1991年他第二次来汉时，特意带来德国葡萄酒，但科室在接待时未留下私人交流的空间，他的礼品也就无法送出。于是在中山公园陪他划船时，我们俩在湖中开了酒饮起来，他说这是南德有名的一种葡萄酒，喝起来甜甜的，他还送我一本由他自己摄影的相集，说：这些均是傻瓜相机所摄。我还不相信，阿绍夫教授说：用傻瓜相机能拍出天下最美的照片，关键是什么人来拍。说着，对我狡黠地眨眨眼。在送他回晴川饭店的路上，他看到路上有破旧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在行驶，盯着看了许久，用手放在唇边，嘬了一下，发出一个亲吻的声音，说：Wunderschoen（太美了）！这要是在德国，好多人会抢着要这部车的。他指自己坐的车的前面露出的线头，说：这些，在德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16年后的中国，他的这种概念已经在中国作为常规运用了，在那时，我们对车上出现的线头、甚至车子经常出故障习以为常，以至于我最初在德国开第一部破车时，恰好是冬天，车不能一次性点着火，我总要找人帮我接火，并认为这是正常。当我买了第二部较新的车后，可以每次都一次打着火时，我反而感到了奇怪。一次，阿绍夫教授开车送我去另外一个小镇的神经科病房上班，宝马车沿着寂静、蜿蜒的山路飞快地行进，他对我说：就是这条路，我整整走了15年（图为德国乡间道路-Landstrasse）！这种稳定反映着阿绍夫教授对学术的追求态度、也同样反映着阿绍夫教授的生活态度：他喜欢到固定的酒店、餐后喝固定的烈性酒助消化（zur Verdauung），而且加茴香豆！有时也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一次，他二儿子结婚，他及夫人送给儿子、儿媳的礼物为很小精致包装的一个盒子，并戏谑地催促他们立即打开，我们均好奇地想知道里面放着什么，打开后又是一个同样形状尺寸稍小的盒子，如此几番，最后在一个微小的盒子里躺着一只精致的迷你避孕套，成人的小手指只能勉强套入。大家均狂笑不已，并说：这下，孙子算有得东西戴了。我拿到德国驾照后，有时他和夫人也会让我试试他的宝马车或他夫人的英国吉普车，显示出对此事的祝贺和对我的信任。一次他让我送他去不远的某地，我开着我的第一部雪铁龙的破车（见图）去接他，途中车胎破了，他装着没看见，仍不点破地坐了上来，让我照旧送他，照顾了我的尴尬。阿绍夫教授的性格反映着多数德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冷静、理智、睿智、不失风趣和幽默，并非以往多数人眼中的刻板、生硬。应该说，他的治学和为人态度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轨迹。阿尔夫.葛拉赫博士(Alf Gerlach) 认识葛拉赫博士是1997年，我参加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班，负责精神分析小组的德文翻译，负责该组的德方专家为葛拉赫博士。葛拉赫博士的背景为社会学家（4年），期间，他的工作涉及到心理治疗，感到缺乏医学背景是个很大的缺憾，于是葛拉赫博士又同时开始了医学的学习（4年）和心理治疗的训练。在德国，有医学和其他学位（教育学、哲学、社会学、神学、心理学）双学历背景的人比比皆是。在有了心理治疗师资格后，葛拉赫博士又花了近16年的时间获得了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督导师、精神分析训练师的资格。如此下来，葛拉赫博士在获得最后最高资格后，他已经超过40岁了，这当然对治疗病人、培养年轻同事有很大的意义，即不仅在理论、实践上、而且在生活阅历上具有指导和示范的作用。在初识葛拉赫博士时，他给我的名片上写着：德国精神分析资格训练师。我在初学心理治疗时，将自己的名片上赫然印上：精神分析师。到了我学习的第二年，才知道在德国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师有着不同的培训要求和必要的经历条件，于是将自己名片改印为心理治疗师。此间，我又去德国接受训练3次，前后近两年，对自己的从业资格越来越怀疑，因为，在德国，每个从业的心理治疗师在获得资格前必须提供2个被督导过的治疗案例，治疗时程不得少于20个小时，我虽然有超过3年以上的治疗案例，但按督导的要求是不够标准的，另外的一个重要标准为治疗师自己需要接受自我体验至少150个小时，我在奥地利接受的自我体验时间为50个小时，虽然在国内还零星接受过德国专家的几次体验。现在，我自己几乎要将自己的心理治疗师的头衔从名片上去掉了。目前，我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象搞大跃进一样）搞大批量的心理咨询师培训，并承诺资格授予。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病人）在接受某单位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后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心理咨询师，挂牌营业了，最后倒霉的，恐怕不仅是病人吧。熟识葛拉赫博士是1998年，是年，我获得了国家教委出国留学交换名额，到奥地利的茵斯布鲁克一年，学习心身医学和精神分析。茵斯布鲁克是《茜茜公主》电影中重点渲染俩人婚姻危机时情感复合的旅游胜地，两届奥林匹克冬运会的举办地，也是弗洛伊德遇见病例卡特琳娜的地方，是一个坐落在阿尔卑斯雪山山脉中的美丽小城，那儿南接意大利（到威尼斯只要3个多小时）、西接瑞士、冬接萨尔兹堡和维也纳、北接德国，欧洲最高的动物园也就在此（见图）。我初去乍到，人生地不熟，葛拉赫博士帮我联系到当地的精神分析协会组长莱姆别克女士（Laimboeck），使我在当地不仅能够参加所有协会的活动，而且还可以接受自我体验的培训。1998年底，在去奥地利之前，我还获得德国对外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资助，到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医学院心身病房学习三个月，也是葛拉赫博士，帮我联系大学的心身科室（他曾在那儿工作过7年），使我能被接收，在医院的心身病房中工作三个月。他同时还提供我生活上的照顾。记得我抵达法兰克福是11月底，葛拉赫博士因自己与病人有约，不能亲自前来，我以前来过德国，也强调自己无须人接，但因抵达时为周末，需要入住，仍需要一个人接头，葛拉赫博士反复将我到站的车次与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医学院心身系的秘书联系。我是从奥地利坐火车过去的，推着一大堆行李，当我站在法兰克福火车站庞大的站台内四处张望时，见到一个瘦弱而干练的女士在站前等我，我这才放下心来：11月底在德国已经天寒地冻、飘雪纷纷了。按照歌德大学对访问学者的理解，更可能是心身系主任的理解，我被安排在二战盟军指挥部的住所—现在为大学招待所，据管理员说，我所下榻的房间-二楼正中间的房子，就是艾森豪威尔住过的房间。我一直的印象中，葛拉赫博士是个象兄长一样谦和的人，是否在病人面前他也是这样呈现的呢？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葛拉赫博士给人这样印象的原因。葛拉赫博士家住萨尔布吕肯（Saarbruecken），该城紧邻法国，为德国萨州的州府，该州与法国关系密切，平时人们习惯开车到法国去购物，5分钟而已。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条约的生效使得萨州从德意志帝国被分割出去，置于国际联盟的管辖下。1935年，公民投票以90％以上的票数决定萨州政治上重归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生了类似情况：占领国法国关闭了萨尔通往德国的边界。直到1955年，萨尔人在公民投票中再次以大多数票数决定归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同意这一愿望是在德－法和解道路上树立的一块里程碑。根据基本法第23条，萨尔于1957年1月1日重归德国版图。我能够具体地体会到萨尔州的历史变迁所遗留下的痕迹，首先，葛拉赫博士的法语说的非常流利，他说，可能会比德语更流利，因为他上学基本上用的法语，他因此也对法国病人用法语进行心理治疗；其次，葛拉赫博士家用的黄油为法国购买的。在西方，黄油类似于中国的腐乳或酸罗卜，作助餐料来用，是属于印入文化记忆中的成分，只不过黄油主要用来辅助吃面包，而非辅助下米饭。不过有时我见葛拉赫先生也空口添添黄油。在我尝过法国黄油之后，就不可逆地爱上了它，因为它与其他的黄油不同—它是咸的；第三，葛拉赫博士最拿手的菜为奶酪炖海螺的法式烹调手艺，自从在他家吃了这道菜后，我们就以“你”互称了。葛拉赫博士具有德国人的严肃、严谨和认真，一次我们在他屋后的一个大公园散步，天色已黑，我们走过公园深处的一个灯光璀璨的地方，葛拉赫说，你们知道那儿是什么地方吗？萨尔州的赌场在全德有名，这就是萨尔州最有名的赌场！你们谁有兴趣吗？顿了顿又说：反正我是不指望它发财的，我从不去赌场。他家里给人的印象就是书多，从一楼客厅的书架到二楼卧室的廊厅的靠墙书架，均被书挤得满满当当（如图），这还不算他工作室的书。有次我问他一个问题，他爬到二楼书架的一个旮旯里找出一本书，翻到我要的那一页。我看到，在这一页里，有他作的读书纪录。平时我若是随便问的问题涉及到专业，葛拉赫博士也会沉思一下再作回答，看得出来，这些回答是作过慎重考虑的。这种习惯也延续至今，即使我们的关系已经相当熟悉。半年前，我将我的个人网页上的照片换了一张在香港大学讲学时所摄照片，作为对在香港讲学时带有情感色彩的记忆，照片中间有一杯酒的影子。葛拉赫博士在看到我的网页后给我发来一封邮件，他说，若网站性质为官方的，则显得有些私人成分在内，不太合适。我深以为然，马上更换了照片。葛拉赫博士和他妻子靠诊所的工作维持生计，当然，他们是不为病人的来源犯愁的，但仍需努力地工作。他的工作十分有规律，诊室就在家的隔壁。早上有时从7点半就开始工作，直到晚上6点，中午只有不到半小时的休息。周三时需要开车2小时到外地去作督导，一周内还有一次到一家心身医院查房督导。但心理治疗的文牍工作量也是很大的，需要经常整理治疗纪录，葛拉赫博士的哥哥失业在家，有严重的抑郁症，作为弟弟的他就将哥哥聘来做些文件的打理工作，实际上也是想提供哥哥一些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从葛拉赫博士平时的交谈可以听出，他对父亲有着很深的感情，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重病在床，他需要经常去照顾父亲。我觉得，他对父亲，象父亲照顾孩子一样，对哥哥，象哥哥照顾弟弟一样。葛拉赫博士的妻子汉尼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师，在2年前成为资格精神分析师之前，一周有四天需要外出接受自我体验。在家里，葛拉赫承担了很多家务，但做得很自然，他们在家也经常开些玩笑，在他们夫妻那儿，我也感到汉尼象个女儿和小妹妹一样受到呵护，葛拉赫对此倒是自诩为“妻管严”，这倒让我觉得他们夫妻关系中有些中国夫妻的影子。其实，在德国式的严谨背后，葛拉赫博士有着许多法国式的浪漫，如休闲外出时喜欢着美服、戴压舌帽，也喜欢逛异地的小市场，看风土人情。喜欢节奏快的乐曲，特别是拉格泰姆类型的爵士乐曲，我们可以在夏季的正午顶着烈日、喝着啤酒听室外爵士乐队演奏乐曲数小时不挪窝。每年除夕夜喜欢开着香槟，和朋友一起在整点看一出英国剧《一人的晚宴》（dinner for one）--葛拉赫和前面提到的埃尔策教授两家交好多年，已经很多年共度除夕，并将此节目作为保留节目！不知是保守中的浪漫，还是浪漫中的保守!葛拉赫博士现在任德国心理联盟主席、国际精神分析联盟(IPA)亚洲部主任，是中德心理研究院的常务理事，负责将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与IPA进行沟通。通过他，我与英国精神分析联盟主席桑德勒先生取得联系，并获得德国弗洛伊德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将由桑德勒先生所著的英国精神科和心理治疗师的经典培训教材《病人与分析师》翻译成中文出版，也是通过葛拉赫博士，我得以在法兰克福的弗洛伊德研究所参观、学习，并参加德国重要的精神分析年会。2016年7月，我再次到德国访问，他们夫妇介绍了他们俩人的老师，蔡浦夫教授(Prof. Zepf)与我认识，商量翻译蔡浦夫教授的书籍事宜。蔡浦夫教授为德国精神分析学界的前辈，早已退休，年已80多岁（图左起），其写的精神分析书籍是德国的经典教科书，一直负责同事的督导工作。葛拉赫博士就是这样，为了中国同事有更好的机会获得督导、自我体验的机会，无偿提供德国众多一流的资源。但我们的很多收获还来自与他们家庭的专业外的耳濡目染的近距离接触。记得04年7月我去德国访问讲学时，曾到葛拉赫家小住，下午，我们开车到附近一法国小城小憩，傍晚回来时，我已经昏昏欲睡，在车上，我兀自睡去，一觉醒来，我已身在的德国，他对我一笑，说，你刚才很累，睡得很熟嘛。第二天，我开车离开他们家时，因他们早上7点半夫妻均有病人来治疗，早餐已经准备在桌上，咖啡、面包、黄油、腌肉片等，默默地吃完、握手、告别，我发动车子，离开、门很快在我身后关上，似乎是一次很普通的告别。我心想，自己在葛拉赫这儿可能感到太自在了、太安全了，已经随意到不拘礼节了，但也许，这就是双方交往多年积累下来的情感：内容多于形式！马悌亚思.埃尔策教授（Matthias Elzer）认识埃尔策教授是通过葛拉赫博士所介绍，他们俩是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学习时的同学，已经有近二十年的交情( 图左起，葛拉赫博士，埃尔策教授)，两家之间走动非常频繁。1998年春埃尔策教授加入到德中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之中，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我负责在他的小组担任中方翻译。他身材高大，衣着华丽，身上飘出混着烟丝味道的淡淡的香水味，留着胡子，吸烟斗。说话很快，反应也很快，但极有条理，而且无懈可击。一次，小组内督导时，组内气氛十分凝重，窗外不时传来施工的噪声，埃尔策教授许久不说话，但动作增多，比如走到墙边关窗。现已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的肖泽萍教授问：您是否感到焦虑？他马上反问：您在分析我？开始，我特别欣赏这种快反应和无懈可击，后来，我乐于将这个特点当作老德的弱点来看，毕竟太快的反应和太完美最后变成了防御。不过，后来，和埃尔策教授交往多了，便明白他之所以这样做有他的原因。埃尔策教授为精神分析的资格督导师，与葛拉赫博士同在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院接受的精神分析训练，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作为急诊科医生在法兰克福地区工作，24小时随时待命，对临时求诊的病人需要立即作出判断和处理，有此经历，不难想象他做事作风的硬朗。同时，埃尔策教授又受过神经科的训练，因此，对于病例的分析，带有神经系统定性、定位的层层解剖思路，比如他曾作过关于《纪念发表一百年》的演讲，其中详细地对“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之间的辩论”作出综述，显示出一个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精神分析师的背景。埃尔策教授受过小组治疗的专门训练，因此对小组内的动力过程的反应极其灵敏，并用此感觉指导督导和治疗。他同时是富尔达大学（Fulda）的校长，每周有4天坐火车1个多小时从法兰克福大丘地区（Main Tanus Kreis, MTK）到位于东北方向的富尔达大学上班。富尔达大学为一职业技术学校。在德国，人们非常强调职业技术教育，强调职业的实用性，很多中学生初中毕业就直接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成后很快能适应社会工作的需要。很多课堂的授课就是在机床旁边讲解边操作，学成后，学生连同机床一起被单位接收。目前，我国的本科生需求已经饱和，很多本科生基本上是毕业立即失业，而每年毕业的本科生仍以10%的速度在增加。资料表明，到2020年我国本科生需求量为3000万，这样算来，我国目前实际本科增加量每年应该在2%左右。相比而言，职业技术人才在中国才是巨大的待开发市场。作为富尔达大学的校长，埃尔策主要负责着护理人员的培养，他每周实际上有大量的时间用于行政管理，也负责授课。他很为他的这一职业感到骄傲，他的教授头衔便是来源于在该校的受聘背景。在一周里，埃尔策教授有3个半天需要要赶回家治疗病人。他的家位于奥夫海姆（Aufheim）。1998年，埃尔策教授邀我到他家共度圣诞节，他说我必须在6点以前抵达，大家一起到教堂去听唱诗班的合唱，在圣诞节金碧辉煌的气氛的烘托下，在教堂里听平时也不轻易有的管风琴伴奏的唱诗班合唱，不亚于听天籁。
我拒绝了埃尔策教授说要来法兰克福接我们的建议，在德国坐火车我可不陌生。1994年德国开始实施美好周末票（Schoenes Wochenende），5个人在周末结伴旅行一共只要15个马克，从周五晚上12时算起到周一早上零点，只要你想坐车，全德任何地方的火车随你坐---只是只限于区间车（Region），高速列车(ICE)除外。因此，大家想到某地，必须事先计算好转车的站台、车次，以免误车，有时两部车次之间只相差2，3分钟，下车后必须象跑得比刘翔还快才能赶上，但有时又必须在某小站等上数小时。刚开始实行这一种票制时，的确大大地刺激了德国铁路的运输事业，每到周六，平时冷清、安静的火车站被嘈杂的人声所掩盖：中国人、东欧人、土耳其人，全部拖家带口、兴高采烈地外出旅行，区间车也出现了二战以来的人声鼎沸的现象，好多有文革经历的人感叹：这种情形只有在大串联时看到过！德国铁路局不得不在一年后将票价涨到30马克，据说现在又涨了－不能忒便宜你们这些人了!美好周末的票价的确虽然便宜，比如从法兰克福到柏林，正常时间约为4个多小时，最快为3小时15分钟，但票价为200马克左右(95欧元，单程) 。坐“美好周末”车可使这时间延长1-2倍，常常当天不能回家，出门当天沿路欣赏风景，兴致倒也不错，到了周日晚上回家时，脑子就只剩下瞌睡和列车车轮咣当咣当的声音了。德国的地形就是这样通过“美好周末”票被我们摸熟的。以后我有了车后，反而找不到那种热闹、在列车上从容地欣赏沿路风景的感觉了，特别是沿着莱茵河畔开过的感觉：青山、碧水、尖顶教堂和德式老屋（上图：德国莱茵河边的房屋，下图：莱茵河）。德国著名的诗人海涅在诗《罗蕾莱》（Lorelei）中写到：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是这样悲哀；一个古老的童话，我总是不能忘怀。天色晚，空气清冷，莱茵河静静地流；落日的光辉照耀着山头。那最美丽的少女，坐在上边神采焕发；金黄的首饰闪烁，她梳理金黄的头发。她用金黄的梳子梳，还唱着一首歌曲；这歌曲的声调，有迷人的魔力。小船里的船夫，感到狂想的痛苦；他不看水里的暗礁，却只是仰望高处。我知道，最后波浪，吞没了船夫和小船；罗蕾莱用她的歌唱，造下了这场灾难。《罗蕾莱》（Lorelei）（冯至译）Ich weiss nicht, was soll das bedeuten,Dass ich so traurig bin,Ein Marchen aus alten Zeiten, Das kommt mir nicht aus dem Sinn.Die Luft ist Kuehe, und es ‘s dunkel,Es fliesst ruhig der Rhein…… 这种感觉在国内，我觉得只有在宜昌旁边的长阳县的清江河旁有过，可惜不是坐火车，而是开车。我和妻子早早从法兰克福出发，我还记得他家就坐落在火车站附近，但我下车后完全认不出路，由于我的自信，也没有带他家的电话，我仍然固执地在这个城市反复地寻找，直到晚上8点多，所坐的公共汽车越开越高，像是来到一个山上，四周已经空无一人，只有我们俩个中国人，我们回头，还是同一辆车，我们掏钱要买票时，远方的天空中腾起几道焰火，一个面相慈祥的老汽车司机挥挥手说：Bonus, Froehliches Weihnachten(圣诞快乐，免单啦)！那一刻，我觉得他比我们不买票还要高兴！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看到传真机上传来一份传真，上写着几个大字：天那！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我们到了附近的一个叫霍赫海姆（Hochheim）的城市，Hochheim的原义为“高屋”，要做慢车S1才能抵达，我们要去的霍夫海姆（Hofheim）原意为“农庄”，需乘慢车S2抵达。最后，还是埃尔策教授亲自开车来接我们，抵达家里时，家人已经从教堂回来了，一个劲说可惜。倒是家里温暖、明亮和埃尔策一家（见上图）的热情冲散了我们的沮丧：来年再来吧。我所接触的一些著名的德国治疗师均有长期治疗严重人格障碍病人的历史，埃尔策教授也不例外。我曾问过他，有无治疗病人的偏好时，他说：神经症病人。从动力性的角度来看，神经症病人属于较成熟、不那么粘滞的病人。这可能与他流动性的工作性质有关，虽然他的治疗对象也有很严重的精神病人和人格障碍的病人。埃尔策教授的治疗室在其居所100米以外，每次我去他家就会被安排住在诊所里，最让我印象深的是治疗室墙上的一幅画，埃尔策教授说，这是一个病人送他的：一只竖着长长耳朵的骄傲的兔子戴着墨镜，酷酷地望着前面。该病人在首诊时给埃尔策教授的印象是一个分裂-妄想型精神病人，曾经在精神病院治疗3个月后才来接受心理治疗，先是坐谈，后改为分析性卧谈，治疗的中期后病人完全摆脱了药物。治疗结束时病人送给埃尔策教授这幅画（如图），说她眼中的治疗师就是这样的，永远看不清他的面孔，却知道他在仔细地聆听。 埃尔策教授反应敏捷，却不失幽默和宽容。一次，我在德国不小心将在国内做的假牙吞进肚子。在德国，用铁丝做支撑架的假牙早已淘汰，因为它不小心脱落吞下可能会钩住食道、胃肠粘膜，导致穿孔、出血，严重时需要作手术处理。德国的牙医看到我的假牙会将实习学生叫过来观摩，因为在德国他们已经看不到这类假牙了。我担心自己发生严重的并发症，仗着自己在医院工作，可以随时看急诊的侥幸心理提心吊胆地过了三天。不过，在德国并非所有人可以随意到大医院看病，哪怕是急诊。1994年，我曾经在德国经历过一次车祸，出院后一周发现手背上皮下的一小静脉处遗留一玻璃渣，一天它终于将静脉捅破了，很快手背隆起一个血肿，到大学医院后因非医保对应单位被拒绝。只是在我出示工作证后才因“本院工作人员”而破例接受治疗。 埃尔策教授听说我将牙吞下的故事后，探身过来关切地问：你，第二天，有没有，到厕所去，搜索搜索（说着用手做出扒拉状，严肃的表情让人忍俊不禁）！我一口饭喷了出来。法兰克福的冬天有时很冷，若出现感冒的症状，埃尔策教授有治疗的绝招：他祖传自行酿制的酸苹果酒，加热随饮，症状即除。味道有些像花雕加糖枣，但的确在法兰克福的冬天，喝着这酒，不感冒，御寒也是很不错的，何况心理体验的那份感情，也有治疗的作用。 作为德中心理研究院的常务理事，埃尔策教授自1998年以来几乎每2年来一次中国授课。离1998年除夕我和葛拉赫及埃尔策两家一起共渡除夕，看英国剧的日子已经6年了，我相信，不久，我还会有机会再和他们欣赏《一人的晚宴》的。盖尔哈特.舒斯勒教授（Gerhard Schuessler） 1998年9月，我获得国家教委出国人员基金会的资助，到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大学心身系进修，该系的主任为盖尔哈特.舒斯勒教授，在此前，我从不认识舒斯勒教授。大多数当年赴奥交流的留学生选择了维也纳，那儿的留学条件好，人多、有照应。因当年我同时获得德国对外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资助，所以在地点上需要离德国较近，在时间上我需要一个能较宽松地接受我工作的教授。在电子邮件中我很快与舒斯勒教授达成协议，先在德国待三个月再转过来。抵达维也纳后，我一人拿着大堆的行李孤零零地转车来到茵斯布鲁克。按约定，我与舒斯勒教授见了面，他一看就给人面善、和蔼的印象，讲一口爽朗带南德口音的德语，比我在蒂洛尔地区（Tirol）听到的方言好理解多了。1994年在乌尔姆工作时，接触的病人也多来自斯韦伯地区的方言（Schwebisch），极难理解。不过，虽然乌尔姆属于南德，但隶属巴登-府腾堡（Baden-Württemberg），为德国最富裕的州（有点类似于我国的广东省）。方言与位于拜恩州的慕尼黑语言（Bayarnisch）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舒斯勒教授是慕尼黑人，从历史上来看，慕尼黑位于德国南部，是拜恩州（也叫巴伐利亚）的首府，1806年成为拜恩王国的都城。此后在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时代兴建了大量古典风格的建筑（图为慕尼黑市中心的妇女教堂，以其双塔尖顶为特征）。1871年德国统一后，仍然作为王都直到1918年。1919年曾成立过三个月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由于有这段历史，所以慕尼黑人向来有着不羁的风格，每年10月的啤酒节，成千上万的人们可以在市区各个啤酒棚里豪饮、聊天、站到桌子上大声唱歌。很多慕尼黑以外的德国人提起拜恩州和慕尼黑，都会说：那不能算德国。舒斯勒教授给我的感觉很象《茜茜公主》中的茜茜的父亲，留着络腮胡子，很宽容和接纳的样子。事实上他是奥地利科学院的顾问，奥地利心理治疗协会的主任委员，也兼任德国精神分析动力操作手册（OPD）的编辑组成员和德国心身医学协会常务委员，C4教授。他妻子为心理学家，讲带有口音但很好听，让人十分亲切的感觉（图左1舒斯勒教授，右1为舒斯勒夫人）。俩人年青时旅游亚洲印尼、泰国等地，住青年宿舍、穿喇叭裤，近50岁才要儿子，儿子才6岁，最终在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安定下来。在当地工作期间，我们一周有两次面对面督导，参加者为舒斯勒教授、舒斯勒夫人、一名主治医生和我。每周，舒斯勒教授亲自给大学生授课，在德国，教授给大学生授课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德国教授喜欢给大学生上课、自由讨论。就我所知，目前国内因扩招，一些课程缩水得厉害，扩招学生多，学生和老师之间缺乏自由式的交流。教授带的研究生多了，有时自己也认不出谁是自己的学生，更不用说本科生能有多近的距离接触教授了。舒斯勒教授讲课自然、内容丰富、幽默，课内有自由讨论。但当我每次都跟他去上课时，他却对我说：不必勉强自己、为了礼貌来听课，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种豪爽的风格也表现在生活中，有次科室在户外聚餐，他将自己盘里的香肠挟给你，说，我吃不了这多！这就有些像中国父母的味道了。但这种豪爽并不妨碍他对妻子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记得1999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里，大家约好出去郊游，等到了地方，发现一辆A级奔驰车停在那儿作为舒斯勒夫人的生日礼物。这样的礼物显然是精心准备的。一次，我们受到邀请到他们家做客，舒斯勒教授的家在山上，我们需要坐一个象圣诞火车样的小火车上山，到家时发现他们的院子非常大，周围就是茂密的树林，舒斯勒教授说，院子里的树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站在茵斯布鲁克最高的地区，他们可以鸟瞰城市并对望最高的雪山。他自己打扫庭院，劈柴，剪杂草，妻子则将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舒斯勒夫人作为心理学家，工作、家庭两不误，照顾孩子、打理家务井井有条。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中国过去大家闺秀的风采。舒斯勒教授从事心身医学的工作，既有坚实的精神科医生的临床基础，又有雄厚的心理治疗、精神分析的基础。但他并不拘泥于一个学派，他最擅长的专业为将心理服务的概念扩展到综合医院的各个科室。在茵斯布鲁克大学心身系，除了门诊治疗外，他的小组每天的工作为到大学医院各个科室从事联络与会诊工作，即对确认是器质性病变的病人的精神状况作出评定，提供精神卫生服务。如对肿瘤病人、对听力有障碍的病人及器官移植等病人提供常规的心理服务，当然，也辨别出一些躯体化的心理病人，尤其在疼痛方面，他们的服务可以说做到了社会、心理和躯体三个层面。舒斯勒教授基本上不干预我做什么，但只要我说的专业要求，他均给予满足，比如提供我需要的书籍、允许我参加科室内所有的学术活动，包括参加临床的病人治疗，所有督导和学术会议也允许我参加。为了获得行医许可，舒斯勒教授亲自联系当地的医生协会，破例吸收我为临时会员。如果说我对心身病房的治疗概念学自法兰克福的话，那么，对综合医院的心身门诊的运作模式就学自茵斯布鲁克。临走时，舒斯勒教授送给我两本由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师易尔文.雅龙（Irvin D. Yalom）所写的心理小说《红色的沙发上》和《尼采哭了》。我的几篇小说就是受这两本小说的影响而写的。比较起来，舒斯勒教授给我个人在专业上的影响更大：开放、接纳、整合。它也形成了我对自己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安妮.莱姆别克女士（Anne Laimboeck）安妮.莱姆别克女士是茵斯布鲁克精神分析协会的会长（见图左起舒斯勒夫妇，笔者，肖泽萍教授，莱姆别克女士），她在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接受的精神分析训练，因我来茵斯布鲁克学习心理治疗，由葛拉赫博士介绍我们认识。于是，我在莱姆别克女士的安排下，被允许参加协会所有的活动：每周一次的理论学习和接受每周2次的自我体验，并被邀请在协会作学术讲演。我对秦始皇的动力性研究就是为了接合中国历史与精神分析的讲演内容而准备的。作为心理治疗师，每个人需要接受一定时间的自我体验，当时，我以为会是莱姆别克女士作为我的分析师。她对我说：我也可以，但因我们关系有些近，所以，我先给您找一个其他的同事，如果不行，您再换也来得及。于是我在蔡林格先生（Zeillinger）那儿接受了近9个月，每周2次，共50次的自我体验。茵斯布鲁克是蒂洛尔州的首府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茵河流淌其中，风光美不胜收。这里是阿尔卑斯地区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人口12万，也被称为“阿尔卑斯的心脏”。 昔日的王公贵族也同样青睐于这块山间宝地。茵斯布鲁克(INNSBRUCK)的宫廷城堡、宫廷教堂、凯旋门和黄金屋顶，以及州内多处的城堡和宫殿，便是皇家权势的最好见证。蒂洛尔尔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皇家之州。作为著名的大学城和奥林匹克城，在这里曾成功举办过1964年和1976年两届冬季奥运会，一年四季都吸引欢喜滑雪和登山的人士来这里。蒂洛尔州雄伟的山峰、如画的山谷、陡峭的山崖和平缓的高山牧场以及清澈的山间湖水和永久不化的冰川，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人们。可是在茵斯布鲁克，我度过了自己最为抑郁的时光，经常感到疲惫、思睡，体重增加，但运动和食欲不太好。现在想起来，那可能是隐匿性抑郁症的表现。我所居住的学生公寓是新楼，非常高大宽敞，光线很好，但门前亘立着一座高山，屋后接近飞机场，冬天时远处阿尔卑斯山脉白皑皑的一片景色（见图），耀眼且单调。大楼很少有人，可能与放寒假有关，但的确平素很少人声。在这种气氛下我接受自我体验，要求“狠挖私字一闪念”，每天读专业外语，听着带口音的病人讲述他们悲惨、痛苦的故事，我不抑郁才怪！自我体验（德文-Selbst Erfahrung，英文-self experience）在一些地方被译为自我分析。它既是作为心理治疗师的一个入行前提，也可作为一般人对于了解自己、总结过去的一种途径，旨在针对相对正常人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所作的专业性的晤谈。病人在治疗师那儿有怎么样的情绪（焦虑、羞耻、抑郁、无助，还是欣快、充满幻想、依赖）、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尿急、打响屁、臭屁、吸烟、病人想和你拥抱……）均可在自我体验中再现或重现—通过接受分析者自己的感受，特别是来自他/她自己过去重要经历所实现。自我体验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些同时在国内接受几次自我体验后大呼“过瘾”，但随着体验的时间延长，体验到痛苦的感觉会越来越多。一名国内资深的心理学家曾在国外接受3个月的自我体验，由于回忆到文革的经历，当时陷入了极度无助、抑郁的状态，后来，他对我说到，那段时光可以用痛不欲生来形容。另外一个国内治疗师对第一个分析师感到不满意，最后要求将她换了才调整过来。我的体验被安排在周一和周三。弗洛伊德当年曾经连续6天治疗同一个病人，理由为不让自由联想的思绪有脱逸的机会，所以至今在法兰克福的弗洛伊德研究所要求同行接受一周自我体验的频率为每周4次。我每周2次的安排实际上出于无奈，因为在分析师的时间表上只有这样的日程。然而，周一和周三之间的张力较大，周四到周一之间张力虽弱，但周三所发生的事件无法处理，因而常导致周末抑郁。这也特别发生在有着强烈的分离反应的病人的身上。在这样的情绪下，莱姆别克女士经常约我周末和他们夫妻俩外出散步、到家里做客，她先生马克到过台湾，夫妇俩人还曾和我讨论过西藏问题，说：我们就不明白，台湾闹独立，让他们独立呗。当年奥匈帝国有多大，现在还不是四分五裂？西藏好像也有很大的问题—他们是指人权问题。出于礼貌，我并未深入地讨论下去，只是说：台湾闹独立、西藏也会闹独立、新疆也会闹独立，从此国门洞开，中国丧失主权的日子你们没有体会。当时我没还看过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Die Welt von Gestern-Erinnerungen eines Europaeers，Stefan Zweig）的书，不然我想，以这本书的内容作比的话，他们这代出生在二战期间的人也许会有一些同感。姑且不谈领土和人权的问题，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缺乏安全感、混乱而贫困的历史。茨威格在这本书的开头就这样写着：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是最为精辟不过。在我们那个几乎已经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最高保证。大家都觉得讨论这样的问题比较严肃，而且会较真，不知不觉之中，我的声音高了起来，于是我们均说，这个问题可以放下来，看以后现实情况如何发展吧。后来，现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的肖泽萍教授应邀到茵斯布鲁克大学作学术讲演，后和莱姆别克女士一家到舒斯勒教授家做客，席间又谈及此话题，肖教授的反应更加激烈，大家闹得有些不快，马克先生只好邀我在屋外踢球，发泄一下不悦。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敏感的是民族情绪，而他们是意识形态，所以，像两条平行的铁轨，永不可能相交。除了到家里做客是他们比较隆重待客的方式外，远足也是他们待客的重要方式。奥地利山多、高而险，在茵斯布鲁克尤其如此，很多人在下班后或周末的时候登山、远足、从事滑翔伞的运动。我感到恐怖的是常有人骑自行车上山，山坡的坡度可达40度以上。他们的解释是：奥地利人少，不好结群，又靠近南意大利，很多人家里十分保守，有着清教徒的习惯，以前穷困时很早起床干农活，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现在生活好了，但也许这种习惯通过心理的代际遗传延续下来。不像中国人，好扎堆、讨论吃的或者打麻将，即使像阿Q那样无所事事地躺在太阳下面捉虱子过一天的人也不在少数。我怀疑，倘若解放后不把一些宗教当作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东西批判，情形是否会好一些。莱姆别克夫妇和舒斯勒夫妇警告我：准备好体力，他们将不听地走上半天，而且还是爬山。我还要作好晚上因肌肉痛而不能入睡的思想准备。果然，他们兴致盎然地爬完山，还可兴致冲冲地聊上半天，而我可能自研究生毕业就终止了剧烈的足球运动，忙于临床工作，深感自己的体力不如人。看歌剧也是他们平时喜好待客的方式之一。茵斯布鲁克的蒂洛尔国家剧院在全奥乃至在全欧都相当有名，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剧院除假期外，每周具有固定的演出日程，经常上演的是威尔第的歌剧，如《茶花女》（如图）。莱姆别克女士在2000年曾应邀来过中国，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讲课，可惜，舒斯勒教授一直忙于工作，未能赴邀。这多年过去，我们一直还互有通讯，相信在不久会在中国见到他们，并用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招待他们。沃尔夫冈.森福（Wolfgang Senf）沃尔夫冈.森福教授为国际心理治疗联盟主席，德国高等教育顾问委员会委员，德国心理治疗教科书主编，德国埃森大学大学终身教授（C4），埃森大学心身研究院院长。我与他的认识最为偶然，2000年在云南昆明举办世界心理治疗大会，我被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院长玛佳丽女士介绍与森福教授认识，后来他说，他在记事本上写下这样的字样：Wuhan, Shi。2001年我代表武汉心理治疗师协会给他发出邀请，问他能否来武汉。他二话不说，很快安排日程，来武汉作为期两天的学术演讲和督导，然后与我们一起到南京东南大学作学术讲演。以后每年来至少来一次，2016年连续来了两次，而且还带来了当地最有名的分析师海克勒先生（图左起：特蕾萨女士，海克勒先生，埃尔策教授，森福教授）。这和我以往与德国人的交往感觉完全不同，德国人喜欢讲：Termin ausmachen（预约）。经常可以见到的情形是，工作安排（包括生活）到了一年以后，精确到每一天。我在国内目前基本也达到这样的程度，我相信，森福教授同样会有类似的日程安排。但似乎他的机动性比较大，这无疑与在大学担任终身教授的位置有关。在德国，被聘为终身教授和科室主任后，科室的发展史就是一步科主任的发展史，医院给与科主任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不到任期提前下台的事情除非：生老病死或犯下严重的错误。科室主任要发展的就不仅仅是科内的业务，更有国内国际交流和学科内的学术活动。在国内，我曾听某院院长在开会时说过：你们到医院来是被使用的，学习进修的念头想都别想。在目前的市场利益驱使下，很多医院强调员工到岗率，按号计费，病人倒是不少，看病的医生从住院医生到主治医生到教授，而市场则需要教授亲自坐诊，不管教授号是6元、8元还是特需价150元，“大批的”教授坐诊，医院的气魄的确很大。问题在于教授是成为自己、为医院用劳力赚钱的工具，还是他们是那些以新知识去取胜、扩充新知识并传播新知识的人。事实上问题出在“大批上”，当“教授”变成一种福利、变成“罗卜腌菜”扒堆存在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为生存（而非学术、尊严）去干脑力的活。在德国，一个科室只允许1-2名教授，候选人必须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积累才百里挑一地脱颖而出，通过在全德公开选拔、演讲由校董事会决定人选。其他人即便具备教授资格（见前述）也必须等待机会到其他有空缺的地方求职。曾有人比较过中国和德国的外科教授的培养差别，在德国培养2个教授做100台手术，每个人有50台手术可做，其他医生只能做些基本工作，今后注定走上离开大学医院、开私人诊所或到区级医院工作的道路，但这并非淘汰，因为社保和社区体制的完善，相当大的一部分病人被分流到社区医院，实际上这完全够用，因为毕竟来诊的病人所患的为常见病、多发病。我记得在16年前在我们医院还可见到一些教科书上的典型的神经科肿瘤病例，而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主要原因就是来大医院进修的医生多了，见多了，回去可以自己诊断处理了。这样，大学医院病人少，但疑难杂症多，留下来的特别是前面提到的“这两人”就一定会成为行内过硬的专家，大家对此毫无异议，因为他们要付出比旁人多很多倍的努力；在国内延续了大锅饭培养医生的方法，100个手术可能10个医生或更多的医生分掉，特别是现在，在讲究经济效益的形式下，在一些教学医院中出现研究生、进修生和本科争抢手术机会的局面，在高层的教授也出现抢病人，不愿教授经验的局面。结果是国营的教学医院只能做常见病、多发病手术，反而不能与一些私营医院竞争有特色的专科的局面。这当然与中国人多的国情和目前医疗保险机制不能很好保护医生的权益有关，但人多的地方疑难病症也多，更需要手术技艺精湛和敢于创新的医生。虽然都是具体的工作，但不同层次的人有着不同的工作性质。教授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惑、传道、授业。而且尤其强调“传道”，即永远站在业内最高点，吸收、发展和传授最新知识，并把握学科发展的“个人风格”。在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的麾下，森福教授几乎每隔1-2个月都要在德国境内、欧洲（国际心理治疗联盟总部在挪威）、美国等地公干，科室工作由三名主治医生（其中一名-Dr. Herpetz已获教授资格，现已离开埃森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去担任科主任了）打理得井井有条。森福教授同时是德国《心理治疗对话》（Psychotherapie im Dialog， PiDs）杂志的主编，曾主编2度再版160万字的心理治疗教科书《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此外，还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森福教授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几乎没有飞机时差一说。其实他长期附降压药，有时有严重的头晕发作，但总的来说森福教授阅览面及广，工作勤奋，给我的印象是脑力劳动在他那儿也变成了体力劳动。在德国时有次我看他的日程：上午8-10点处理病人，10-11：30年轻医师督导，11：30-12：00科务会，13：00-15：00：科室督导会，15：00 驾车去柏林开会。他可以连续开车5个多小时不歇息。2016年7月，我应埃森大学（Essen）邀请前往讲学，11日他从埃森驱车500公里到海德堡来接我，得知我还要延搁一天才能赶去，晚上8点我们一起在海德堡他熟悉的一家餐馆吃晚饭（他在海德堡读书，工作时间长达10余年），再从容驱车回埃森（图示德国高速公路），我知道，那必须在晚上11点后才能抵达的。12日我驾车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回海德堡已经有6个小时，森福教授仍然劝我当日赶到埃森，因为我13日下午在当地协会讲课。若能在12日能够赶到，13日上午随便我睡多晚。我在12日当天驱车几乎1000公里，晚上近12点才赶到埃森他家。这使我深切地感到与森福教授一起工作，不仅需要有开放的作风，还需要有硬朗的身体。经常性的，当我们完成在国内一地的讲座后，在飞往其他城市的飞机上还持续性地讨论问题。在这种作风的影响下，我们硬是在2年内合作成功，将他主编的心理治疗教科书《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中的1/3的内容翻译过来，并参照书中的格式，增加了我们自己的内容，完成了170万字的中文版心理治疗教科书《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现在已经付梓。在武汉时，他白天整天工作：学术讲演、督导，晚上仍有精神参加一切活动，并作得津津有味。他说，他到过很多国家，包括在俄罗斯、非洲、土耳其等地作培训，所以可以吃最不德国的饭菜，比如辣椒。吃完饭后我们请他出去做足疗稍事休息，他边照相边与我们讨论问题，还不忘记给家里老伴打个电话，说：老婆，我的这双脚这辈子还没有这样被招待过！他说：整合是心理治疗的趋势，调查表明，不管什么学派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在他/她的门诊对初诊病人采用的并起效的方法是整合式的心理治疗方法。另外，森福教授向我们传递的重要信息为：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有差别，但我们不仅不该看低心理咨询，相反，我们日常工作中接诊的大量案例实际属于心理咨询范畴，更应该强调的是心理健康教育及行为指导，如婚姻、青春期问题、慢性疾病的适应问题。在他的治疗模式中完全传承了他的这种思想：没有谁只在科室接受一种学派的训练，病房也不可能只采用一种学派的治疗方法。比如在摄食障碍病房里，病人接受个人治疗、集体治疗、运动治疗、放松训练、音乐治疗等，在学派上有行为、动力性治疗及认知治疗。小组督导也不限于动力性，在每周的学术讨论会上题目也十分广泛。目前，在我国，已经越来越重视综合医院的精神卫生问题，森福教授的理念必将得到理解和运用。在2016年上海举办的中国首届精神分析（中国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年会上，森福教授应邀作为大会外方主席作了题为《心理治疗的未来：发展趋势》的报告（见图）。一次，我们在飞机上聊天时，我说：沃尔夫冈，我们合作定能干出一些漂亮的事情！他瞥了我一眼，哼了一声。我打了个顿，心想，已经合作这多年了，难道不是吗。我们在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安定医院及武汉大学均作过培训，非常成功。森福教授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岂止只是漂亮？我们只干非常漂亮的事情。2005，2，16，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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