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与错误知觉

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性与错误知觉

⊙ 丁松泉

杰维斯（Robert Jervis）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中国的政治和战略传统强调知彼知己，决策与战略设计建立在对彼方的知的基础上，这构成为中国政治和战略思想的一大缺陷。因为在国际政治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即使拥有现代高科技侦察手段，也无法百分之百地了解对方的全部真实意图与行为。事实上，正是因为国际政治中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导致了一系列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指出了人类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原因，可以为我们的政治与战略决策思维提供有益的补充。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作为理性的行为体，精于理性的计算，但是，为甚么在行为体双方均不希望冲突的情景中，在原本可以合作的条件下，会发生冲突和争斗，会拒绝合作而走向战争？杰维斯从决策者的心理认知这一最微观的层次入手，分析决策者心理活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起到的作用，他透过错误知觉的形成过程寻找答案。他意识到，作为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人的个人作用不容忽视。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同时，每个决策者均有自己的认知局限（cognitive limitation），所以难免出现错误知觉。

杰维斯发现，心理学理论中讨论的几个导致错误知觉的重要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杰维斯认为，区分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相符理论能够更加清楚阐明心理学理论在决策领域的应用。相符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认知取向，即人们趋于看见他们预期看见的事物，趋于将接收的信息归入自己原有的认识中去。当认知结构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十分惬意，我们会很快地知觉事物、记忆事物；我们对新信息的解读也是以维持和加强这种平衡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当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时，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曲解误断，以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趋于忽略或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杰维斯指出，无视与自己认识不一致的信息和将这样的信息纳入原有的认知框架之中，会使不正确的意象得以延续，使不明智的政策得以继续。例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制定其中国政策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弱小的一方，所以只能接受蒋介石的建议。他缺乏对中共实力的准确估计，也没有去捕捉可以导致准确结论的信息。

第二是诱发定势（evoked set）的作用。杰维斯指出，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关注对象来解读收到的信息，这种诱发定势可能有足够的强度，使一个人忽视那些与自己事物无关的信息，而事后才发现这些信息是值得认真注意的。如果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有着不同的背景，就会出现错误知觉。信息发送者认为是最重要的内容，信息接收者可能认为无足轻重或是不可解读。信息发送者认为是明确无误的内容，信息接收者可能认为是极端模棱两可。更可怕的是，接收者会断定信息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可是接收者的解读与发送者的原意恰恰相反。由于人们对新信息作出判断的时候，受到他们接收这一信息时正在处理和考虑问题的影响，所以，重新调整人们的关注焦点是很困难的事情。

第三种错误知觉来自于历史。人们常利用过去的经验来支持自己的偏见。杰维斯指出：「历史类比可以使人从以往的事件中获取洞察力，所以是理性思维的有用捷径。但是，这样的类比也可以遮蔽现时事件中一些不同于历史事件的侧面。」（页225）对于二十世纪30年代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绥靖政策，美国政治家从中汲取了不同的认知。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Johnson）认为：「在越南投降不会（带来）和平，因为我们从慕尼黑的希特勒那里得到的教训是，成功只能使人们具有更强的侵略野心」，而事实上，越南的情况与纳粹德国并不相同。由于对绥靖政策的过份通则化，因而抵制国际政治中必要的妥协，往往导致不必要的后果。

杰维斯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最常见的错误知觉。首先是统一性知觉。由于人们的认知取向是「将不完整的视为完整，将不统一的视为统一，将不圆满的视为圆满」，所以，人们往往会「过高地判断人的性格的统一性」。进而，人们还往往高估对方内在特征的作用，低估对方所处的环境产生的影响，结果就会认为对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国际关系中，决策者一般来说会过高地估计对方掌握情况和权力的程度，认为对方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本国政府的各个部分。另一种常见的知觉错误是「过高估计自己作为影响者和影响对象的重要性」。当对方的行为与行为体的预期一致的时候，他就会高估自己的政策影响对方行为的程度。美国和英国都宣称，是自己施加的压力使日本停止了1932年在上海的敌对行动。夸大自我作用的一种典型表现，是认为自己瓦解了对方的邪恶意图，而实际上对方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图。例如，美国和南越的官员都预计，在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访华期间，越共军队会发动大规模进攻。后来，共产党没有发动进攻，他们又说，由于他们及时的轰炸才瓦解了共产党人的进攻。同时，愿望与恐惧也常常导致知觉错误。杰维斯指出，人们有一种强烈的认知取向，即容易看到他们预期发生的事情，更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人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事情，亦即人们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愿望思维。邹谠认为，美国在过去五十年里，对华政策的特征是各种各样「毫无根据的愿望」，即是一个典型例子。恐惧也有其一定的影响，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指出，在战争期间，「人的胆怯使他们更容易说谎和采取不诚实的做法。每个人都更容易相信坏消息而不相信好消息，这是一个通则。这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很常见。」最后一种常见的错误知觉，则由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造成。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们试图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即人们需要使自己相信，他们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所有可以使用或应该使用的信息，他们没有白白浪费资源，他们的行动是可圈可点、前后一致的。他们过多地肯定自己制定的政策取得的成就，而更加淡化该政策造成的损失。他们会找到更多的理由和借口来支持自己的决定，如果这一切仍不能消除心理不平衡现象，人们就会更加努力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理由。斯大林试图使中国共产党融入国民党，结果这一政策完全失败。但斯大林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仍然相信国民党可以成为苏联政策的得力工具。因此，他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自由派时，应该像过去对待蒋介石那样，采取比较恭顺的态度。

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指出了国际政治中错误知觉的形成机制及其表现形式，提醒人们自己对对方意图的估计可能是错误的，需要更审慎。在微观领域拓展与深耕，对于全面把握国际政治特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国际政治领域，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本书仅仅指出了问题，而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如果仅仅从心理和微观角度分析，其结果仍将可能是令人悲观的。因为国际政治中互动中的行为体并不完全敞开自己的计谋，信息的提供并不充分，并且始终充满着不确定性，无法真正实现「知彼知己」。同时，决策者可能接受到一大堆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决策者内部对这些矛盾的信息的解读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即使行为体有意克服认知上的局限，也还是难以避免错误知觉的形成，或者克服了这种类型的错误知觉，另一种类型的错误知觉又悄然而至。杰维斯这一学术成果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国际政治决策中需要更多的审慎，更多的谦逊。

应该指出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所处的位置，对国际间的互动、对微观层面的国际政治变化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因此若想真正减少错误知觉的形成，还需在宏观层面上有所建树。例如，国际机制在增进相互了解、畅通信息、减少不确定性方面具有十分重要价值，国际机制的发展有助于减少错误知觉。又如在全球化时代推进社会多渠道联系，也有助于减少错误知觉，中日两国民间存在的相互不信任和猜疑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错误知觉，就需要在宏观的架构上，在机制和社会交往渠道上寻找更多的解决办法。增强互信机制，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解。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国际制度和国际法治体系的建设、国际政治中无政府文化的根本性改造、建立全球公民社会，乃至建立世界联邦，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问题。历史上充满猜忌与敌视的欧洲国家，由于建立了欧洲联盟，相互了解、理解与信任得以推进，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欧洲联盟政治中的错误知觉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从而使欧洲联盟的疆域成为和平的乐土。

在国际政治的宏观结构还没有得到改造的情况下，在现实政治面前，注意本书提出的问题对于外交决策很有必要。中国向来注重「知」，强调「知彼知己」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在信息不完整、信息矛盾以及充满不确定性，同时自身也存在认知局限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错误知觉。事实上，中国外交史上也不乏由于自身的错误知觉而造成的深刻教训，最近沈志华所指出的中国对于苏联提出的「长波电台」的错误认知即是一个典型事例。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全新的领域更有深入探讨的价值，以使我们能尽可能地减少错误知觉，提升外交的品质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