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信军 岑国桢作者单位：1温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温州，325035）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上海，2000234
【论文摘要】 道德敏感性是对情境的道德含意的领悟和解释能力，是道德行为产生过程中逻辑上的初始心理成分。道德敏感性与个体对情境的自动化加工及其伴随着的直觉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情境的背景与特征，个体的角色卷入、道德图式以及人格特点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个体的道德敏感性。道德敏感性研究已在儿童早期发展、职业伦理以及测验方法等领域取得一定成果，但其理论构建仍需进一步完善、深化，与教育干预密切相关的发展研究有待加强，研究方法也需拓展和改进。
【论文关键词】 道德敏感性，道德直觉，道德含意，角色卷入，非结构性问题。
在传统的道德心理学理论中，道德心理结构是知、情、行三分独立的。1983年，以科尔伯格的学生Rest为代表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伦理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道德行为的四成分模型（Four Component Model），在明确人的道德行为是确定其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基础上，认为道德行为的产生至少是由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tivity）、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道德动机（moral motivation）和道德品性(moral character)等四个心理成分所构成的，并认为在道德行为发生的每一个心理成分中都包含着认知与情绪的复杂交互作用，从而使得道德心理学在解释个体面对现实生活中复杂道德问题时的心理活动以及预测个体的道德行为时有了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道德敏感性也因此从道德心理结构中凸现出来，成为道德心理学继传统的道德判断和推理研究之后的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1 道德敏感性的性质与构成
1.1 道德敏感性的涵义及其与其它成分的关系
在四成分模型中，道德敏感性被理解为对情境的领悟和解释能力，是对情境的道德内容的觉察和对行为如何影响别人的意识，即敏感地认识到“这是个道德问题”。其中，还包括对各种行为如何影响有关的当事人的观点采择和移情，想象事件的因果链，或者还会虑及一些能适用于该情境的特定的道德规范或原则。道德判断则是指在道德情境的各种行为中，个体在深思熟虑的基础对哪种行为最为合理的判断。道德动机是指在多种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把道德价值置于其它价值之上，并采取道德行动，为某种道德结果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道德品性是坚持不懈地履行道德职责、有勇气克服疲惫和诱惑的干扰，执行服务于某个道德目标的程序，表现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实施技能[1,2]。Rest认为，把这四个道德心理成分或过程理解为一种逻辑顺序并作为描述道德行为发生的分析框架是必要的，但它们在现实中并不一定以固定的时间顺序呈现，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前馈和反馈环路以及相互作用。例如，个体对于什么在道德上是正确的理解和判断（道德判断）就可能会影响到个体对情境的领悟（道德敏感性）；当个体意识到道德行为的成本和代价时（道德动机），还可能会采取防御性的方式，通过否认行为的必要性、否认个体的职责或重新解释情境（道德敏感性）以使自己做出其它可选择的行为。
1.2 经验和逻辑意义上的道德敏感性
许多人认为，人们在面对一个科尔伯格式的道德问题时，就会做出相应的对否、应否的道德判断，即便不能即刻判断，也能通过道德推理最终得出结论。但是，现实中的情境往往是非常复杂的，是否存在道德含意以及存在什么样的道德含意大都不是那么明确显现的。因此，正如Rest所言，我们一定不能低估解释社会情境中的困难，也一定不能假设所有的误解在本质上都是防御性的[1]。如同助人行为的发生与否与情境中线索的模糊性有关——如果主体不清楚发生了什么，那么他们是不会有更多的助人行为的。领悟情境的困难不但与情境信息有关，更主要的还与人们在敏感性上的差异有关。对于有些人来说，在他们意识到发生的事件涉及到一个道德问题之前，他们必须首先看到血流成河；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所有的情节、活动或者当事人的表情细微之处都呈现给他强烈的道德含意。
道德敏感性还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的感受中得到证实。在很多时候，人们对社会情境进行认知编码之前首先被唤起的是强烈的情绪。几乎在瞬间，我们就可能对某人产生强烈的厌恶，或者产生即刻的移情。这并不是说情感是独立于认知的，而是更原始的认知（它们可能是缄默的和自动化的）以及它们伴随着的“直觉情绪”（gut feeling）可以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和仔细地权衡实情的情况下就发生了。而这正是在道德敏感性中需要解释的心理过程。在道德敏感性中，认知和情绪的这种内在关系可以在移情的发展研究中获得一定的解释。Hoffman认为移情的初级阶段是一种基本的情绪反应，非常幼小的婴儿就能出现这种反应，它的激发只需要非常微弱的认知发展。
1.3 直觉形式的道德敏感性
对情境的道德含意的领悟有时候可能是相对缓慢的，但更多时候是快速闪现的。因为缓慢的领悟和理解往往意味着个体对情境中各种线索的加工和各种因素的权衡，而这就使得心理过程进入了推理和判断阶段。Haidt（2001）在吸收当代认知心理学双重加工理论和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反理性主义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3]。这个模型的核心观点认为，道德判断是由快速的道德直觉以及随后的（当需要的时候）缓慢的事后追溯的道德推理所产生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道德推理往往发生在道德判断之后而非之前，而且这种推理总是由某种动机（如社会赞许愿望）所驱使的。链接情境与道德判断的环节是道德直觉。与缓慢的、意识控制的、需要注意资源的道德推理相比，道德直觉是快速的、自动化的、不要求更多的注意资源的，只有其结果而非其过程才能进入意识；与事后推理可独立于情境相比，直觉是依赖于情境的。现代神经心理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道德直觉的情绪机制。Damasio认为，大脑能顺应与身体变化对应的重复性情绪体验并监控相应的身体变化，无论何时一旦有相似的情境发生，大脑将马上做出反应。前额叶腹内侧皮质（VMPFC）的主要职能就是把这些来自躯体的情绪感受同其它的认知和计划功能整合起来，使大脑快速地对反应做出一个决定[4]。Jorge（2002）等人采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验证了这个发现：即眶额和前额皮质腹内侧以及颞上回在道德情境的情绪性评价上发挥核心作用[5]。Wheatley和Haidt（2001）甚至利用催眠技术更直接地操纵这些源于身体的情绪感受[3]。被试在催眠状态中接受了主试的告知，即在看到两个特定的中性词汇的时候要产生到强烈的厌恶感。然后被试被要求阅读6个被设计为能诱发轻度反感的故事，结果发现，对于那些包含催眠状态中所接受的两个中性词汇的故事，被试都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和道德谴责。
1.4 理解情境过程中的道德敏感性
尽管情绪作为道德敏感性的重要成分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理解具体情境的道德含意的过程中，道德敏感性则是道德想象和对道德问题的识别这两种能力的结合[6]。其中，道德想象是领会事件的道德特征和预知行为的道德后果的能力，是道德推理的先决条件；对道德问题的识别是指在一个特定情境中对其道德层面的价值认知，是为了把对情境的情绪反应同对事实的评价区分开来。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对道德问题的识别是把道德想象嵌入行动之中。如果道德想象是一种能力，那么对道德问题的识别则是这种能力的应用。因此，道德敏感性可以被看作为一种能发展的能力，一种习得的、可提高的技能，尽管它可能具有一定的先天成分。一般来说，它最有可能通过经历和体验道德问题情境所习得。
Narvaez（1996）则根据道德敏感的心理过程把其分为道德觉察（moral perception）和道德解释（moral interpretation）这两个具有先后顺序性的成分[7]。后者主要是是一种由意识控制的认知加工，它涉及对“是什么”、“怎么样”的道德问题的理解；前者则是在道德解释之前的无意识或前意识的事件处理，涉及对“有没有”道德问题的感受。两者同样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前者的瞬间感悟，自然就没有后者的意识性加工，后者把前者的知觉和直觉情绪层面上的感受保留在记忆中，并在加工基础上为道德判断和最终的道德行为提供依据。
2 道德敏感性的影响因素
2.1 背景因素
Bredemeier和Shields（1994）在他们所提出的道德行为的12成分模型中认为，背景（context）的不确定性越大，个体道德敏感的可能性就越小[8]。这样的观点在随后的一些研究中得到证实。Wesley以咨询师督导为被试，比较他们在面对低模糊性情境（咨询师泄露来访者的私密）和高模糊性情境（咨询师和来访者具有双重关系）的道德敏感性[9]。结果表明，被试对两种案例情境的道德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后者的道德敏感性评分远低于前者。还有一些研究表明，这种不确定性和个体对假想情境所涉及领域的熟悉程度会发生交互作用。当被试面对不确定成分较少且又比较熟悉的假想情境时，会呈现出更高的道德敏感性。但是，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支持领域背景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Sadler（2004）以大学生物专业和心理学专业学生为被试考察他们在他们社会—科学问题情境中的道德关注和道德决策[10]，发现尽管生物专业学生接受过更多有关基因工程的课程训练，但他们并没有在基因治疗和不孕克隆这两个问题情境中表现出比心理学专业学生更高的道德敏感性。
2.2 道德图式
以Rest为代表的新科尔伯格取向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在汲取当代认知科学成果基础上提出的道德图式理论。道德图式（moral schemas）是存储于个体的长时记忆中并有助于当前信息加工的道德知识结构。它由记忆对象（有关某种特性的特别小的单位）、认知领域（一系列有活性的记忆对象）、心理模型（一个特定情境或经验的全部意义结构）等三个层级所构成。包含多个记忆对象的多个认知领域就构成了一个心理模型。在“海因茨偷药”的故事中，被试的心智模式可能包括婚姻、偷窃、人权以及其它的认知领域。每一个领域都由许多记忆对象所组成。例如，“婚姻”包括的记忆对象可能有“婚姻责任”、“爱”。而记忆对象“婚姻责任”又可能包括如“忠诚”、“承诺”等这样的品质。图式的运用可能涉及不同类型的推理，比如分析推理和直觉推理；不同类型的加工，比如线性和平行加工；不同水平的意识，比如潜意识和自动化的以及意识的和控制的；不同类型的知识，比如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11]。因此，道德判断需要图式，道德敏感性也需要图式。一个高度道德敏感的个体，会有更多复杂和精细的心理模型可以通过高度自动化的方式激活，因为它们的结构非常丰富且相关。Narvaez（1998）采用让被试进行故事回忆、道德回忆、道德（理由）建构的方法考察道德图式和道德敏感性、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12]。结果发现在确定问题测验（DIT）得分高的被试中，也都存在着不同表现地歪曲故事和故事的道德主题的现象，这说明人们总是按自己的道德图式去理解情境的。
2.3 角色卷入
对一个道德事件的理解往往会因为个体的身份立场而完全不同。Schmitt（2005）等人提出了场合—特异（occasion-specificity）的观点效应[13]，认为当人们对蕴涵道德问题的事件进行判断的时候，可能存在着受害者、犯过者、观察者等三种不同的角色卷入（involvement of roles），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个体作为受害者是如何道德敏感的，而且还要注意到个体作为犯过者或观察者的时候是如何道德敏感的。他们在研究中发现，被试面对不公正事件时的情绪反应，在其作为受害者时是愤怒，作为犯过者时是内疚，而作为观察者时，则是道德义愤。观察者和犯过者敏感性比受害者敏感性更纯粹地体现了真正的道德关怀。Mario（2005）等人进一步从受益者和受害者的卷入身份考察个体在亲社会和逆社会事件中的道德敏感性，也验证了道德敏感性的场合—特异性[14]。个体以受益者身份所表现的公正敏感指向的是一种真正的，“他人指向的”对公正和社会责任的关注，而个体以受害者身份所表现的公正敏感则是一个“自我关注”和“公正关注”的混合体。
2.4 人格因素
人格作为个体基本和稳定的心理结构对道德判断乃至道德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其对以直觉和情绪为主要成分的道德敏感性的影响过程来说，则要复杂得多。Schmitt等人发现，当个体以不同的角色卷入道德情境中的时候，人格因素与道德敏感性存在复杂的关系。以受害者角色卷入的道德敏感性与妄想、报复性、嫉妒、怀疑、神经质等人格因素显著正相关，与人际信任、宜人性、谦逊性等显著负相关；以犯过者角色卷入的道德敏感性与报复性显著负相关，与宜人性显著正相关；以观察者角色卷入的道德敏感性与外倾性、开放性、神经质显著正相关[13]。虽然这些相关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解释和验证，但可以设想对自身受害敏感的个体往往在情绪上易受外界影响或伤害，这种易受伤害性使得他们需要时时监控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威胁。犯过者敏感性和宜人性之间的相关意味着对自身犯过敏感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总是尽可能为他人考虑周到，也更少可能去挑起冲突。相反，宜人性和受害者敏感性之间的负相关则是说明这些对自己受害敏感的个体容易趋向对他人的抱怨，其社会关系相对紧张。谦逊性和受害者敏感性的负相关可能进一步说明了这种道德敏感性类型的利己主义和自我关注色彩，而谦逊性和犯过者敏感性之间的正相关可能意味着对自身犯过敏感的个体会有突出的质朴利他、谦和忍让的亲社会倾向。
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人认为个人能力（personal competency）和自我处理（ego- processing）也是影响道德敏感性的重要因素[9]。前者是指个体在面临道德情境时的促进和抑制认知和情感的技能或能力（例如，角色采择、观点采择、移情），后者则是调节和控制个体心理过程的各种不同机能。从逻辑上看，个体如果在这些技能方面有更好的熟练程度，那么应该能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敏感性。但是，以成年人为被试的此类研究并没有提供更能让人信服的证据。
此外，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民族、智力水平对道德敏感性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同职业乃至同一职业的从业人员因职业或工种的不同也会导致其职业领域的道德敏感性的差异。
3 道德敏感性的发展研究
3.1 道德敏感性的一般发展
许多研究认为，儿童的道德敏感性出现在生命的第二年。移情、亲社会行为、权威意识的出现是道德敏感性显露的信号。有关移情和利他的研究发现，2岁的儿童就试图安慰难过的他人，甚至在儿童12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包括试探性的轻拍或触摸别人等安慰方式。这些行为在18~24个月的时候出现更具分辨性和频繁性，并表现出寓示着关爱和责任的助人行为。有关道德权威意识的研究也认为，2岁的儿童开始理解父母的权威，并开始抑制自己的某些行为意愿以顺从父母。一些研究发现儿童在2岁时就表现出一种对权威的兴趣。当他们弄坏了玩具、撕破了衣服乃至不能模仿主试一个难度很大的行为的时候，都会表现出难过。这些难过的表现如同在做好一件事情时获得权威的积极评价而表现出的微笑和骄傲一样，可能都预示着一种权威意识。Sharon（1993）通过对四个13个月以上的学步儿童长达8个月的跟踪观察，发现17~18个月是与道德敏感性有关的行为出现的高峰，而且这种高峰的出现与母亲对有关道德事件沟通的增加有着密切的联系[15]。Koehanska（1995）对100名26~41个月的学步儿童进行权威违背的实验研究。当向儿童分别呈现有缺损的物件和完整的物件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对后者的偏爱和对前者的更多兴趣；在另一个引导儿童误以为是他们损坏了主试的贵重物品的情境中，儿童的反应包括3种模式：内疚并意识到赔偿、羞愧并想要逃避、混合型[16]。研究者还发现，儿童在前后两个情境中的反应具有一致性，而且这种一致性主要是由情绪而不是认知成分所调控。因而，研究者认为学步儿童对权威违背的敏感性是潜藏着早期道德发展的多个方面的综合现象。
从2岁到学龄前，到底有那些因素影响或制约了儿童道德敏感性的发展呢？Dunn曾对46名从33个月开始跟踪研究的儿童在他们幼儿园大班和小学时进行情境故事访谈，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儿童早期情绪理解能力、母亲控制儿童以及处理争端的方式、与兄长的亲密关系、气质等变量能较强地预测幼儿园乃至小学一年级时道德敏感性发展的个体差异[17]。然而，由于这些变量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它们与道德敏感性发展的因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多数对学龄期儿童道德敏感性发展的研究是通过对儿童道德故事理解的测验而进行的。根据道德图式理论，儿童头脑中道德图式的数量和质量（具有阶段意义的图式）决定着儿童是否理解情境的道德主题以及如何理解。Narvaez（1998）等人曾让儿童在阅读（听）道德故事后选择正确的故事简介和道德信息短语（包含不正确简介和信息短语的多项选择）的方式测验儿童对故事的道德主题的理解，发现10岁儿童已经完全有能力识别故事中的道德主题[18]。在随后的进一步研究中，他确证了在理解故事的道德信息和道德主题上的年龄差异：尽管选项中提供了正确的主题，但8岁的儿童还是很少有可能正确评价各个选项和选择正确的道德主题的，而10岁儿童在此能力上较前者有了显著的进步，而这种进步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19]。应该注意的是，凡此所获得的有关道德敏感性发展的各种结论都存在着与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混淆之嫌，因而，研制能独立检测学龄儿童道德敏感性发展特点的研究工具就成为当务之急。
3.2 天才儿童的道德敏感性
许多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天才儿童有着高于一般儿童的道德敏感性。Silverman（1994）先后对1,800多名天才儿童进行过评估，在其长达35年的观察和家庭访谈中发现[20]，天才儿童比一般儿童更会对不公正进行抗争、更愿意帮助和保护残疾儿童、更会注意到他人的情绪需要并做出反应；当同伴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们会非常难过；在食肉的家庭中他们会成为素食者；他们会因为卡通中的暴力而哭泣；当被别人侵犯的时候拒绝还击，因为他们认为所有形式的暴力——包括自我防御——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他们会写信给总统要求结束战争；他们会写诗表达他们在这个残忍的世界所感受到的痛苦。这些儿童智力越高，他们在道德关怀上的发展也往往越早。
天才儿童道德敏感性的发展机制与普通儿童在根本上并无二致，都是在依恋和亲子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同情、移情以及权威和规则意识，只不过这些儿童早期认知能力的发展和母亲在亲子互动中更妥善的协调使得他们的道德敏感性上得到更突出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儿童在发展领域上的不同步性（asynchrony）对其道德敏感性和其它方面的影响。这种不同步性既表现在他们在智力、社会性和情绪机能发展上的内部差异，也可能会表现道德敏感、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能力上的内部差异。比如，一个在道德问题上非常敏感的儿童，并不一定比同龄儿童更能处理好社交问题。Deirdre（1997）在质性研究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认为，较好发展的道德敏感性与其社会技能发展的不同步性越大，天才儿童所受到的外部攻击和自我伤害就可能越大[21]。因此，父母提供可操作的策略帮助和安全环境以及这些儿童自我调控能力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4 道德敏感性的测量与方法学问题
4.1 从DIT到DEST
在科尔伯格道德判断两难问题访谈（MJI）和道德图式理论的基础上，以Rest为核心的明尼苏达大学伦理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一个道德认知发展的“模糊阶段”（soft stage）模型，而确定问题测验（DIT）就是检测这个模糊阶段的有力工具。同样是向被试呈现道德两难问题，但是要求被试做两类反应，一类是对给出的12个问题进行5点记分的评定，另一类是在12个问题中按重要性程度依次选出做出判断时所需考虑的4个问题。这些选项包容了科尔伯格理论所涉及的所有道德发展阶段的理由陈述片段，如果被试是根据某个道德图式考虑两难问题的话，那么某个DIT项目就可以唤起被试相应的图式。如果这个图式对被试是重要的，那么代表它的项目将会获得一个高的等级。如果个体没有根据这个图式来考虑或者这个图式不被认为是重要的，那么被试将不会给这个项目高的等级[22]。概括地说，DIT意味着项目能唤起被试的某个图式；被试如何评定项目就意味着被试如何看待这个图式的重要性。但是建立在道德图式理论基础上的DIT并没有从道德判断中分离出道德敏感性，尽管它在消除事后推理和社会赞许性方面较MJI有了很大进步。Bebeau（1985）研制了一个用来测验牙科专业学生识别和解释在牙科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的能力的测验——牙科医生伦理敏感性测验（DEST）。这个测验包含四个可能会发生在牙科门诊中的戏剧性的对话。被试首先被要求听对话，然后参与对话并假定自己正承担着现实中的牙科医生的角色。接着被试接受一个涉及到潜藏在他们的反应中的假设和观点的访谈。这些访谈被录音、编码并在7个敏感性指标上做3点刻度的记分，作为测验牙科医生责任的敏感性的程度[6]。DEST与DIT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所呈现的情境是模糊的或隐含着难以辨识的伦理问题，它体现了道德敏感性概念关于情境理解的核心内涵，而后者则是明确的道德两难情境。随后的许多研究都证明DEST和DIT即使存在相关也是很低的或者不显著的。这说明DEST测验的道德敏感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
4.2 非结构性问题和生成性测验
DEST之后，涌现了一批类似的道德敏感性测验工具，这些测验工具的共同出发点是开发非结构性问题。DIT所呈现的显然是结构性的道德问题，因为故事结构描述了一个特定的道德两难，对如何决策的考虑构成了所有的道德思考过程。而一个非结构性的道德问题应该是一个包含一定的道德成分，但这些成分又并不自我显现的问题情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可以在没有考虑伦理的因素下得出（尽管这样的解答表明了较低的伦理敏感性）。
非结构性测验一般有两种方式：访谈评定和书面评定。这两种方式都是根据被试在面对问题情境时所生成的多种反应而进行分析的，都可以获得相对等同的有效和可靠的资料。如上述DEST的访谈评定可以产生更多具有生态效度的资料，但也带来巨大的工作量，因此在大样本的测验中，比较合适的选择是书面评定。Clarkeburn（2002）以生命科学为背景为测验大学生的伦理敏感性研制了一个科学伦理敏感性测验（TESS）。面对所呈现的有关基因研究的非结构性问题情境，大学生被试被要求写出不超过5个他们认为在做出决策前必须考虑的问题。被试的这些反应不仅在数量上被统计，而且在性质上被编码分为伦理问题和非伦理问题。对于涉及伦理的问题又进一步在伦理思考的高度上被细分编码。上述这些评定结果相应地作为道德敏感性的考察指标[6]。这样的测验方式操作简便，而且其过程的控制程度较高，并适合进行团体测验。
4.3 道德敏感性测验的评估系统
传统的研究范式，一般多数与定量技术的应用有关，通常对一项研究的价值的判断，至少部分是基于效度、信度和客观性的测量。然而道德敏感性的本质决定着它的检测很难是定量的，因此就非常有必要建立起一套有别于定量范式的评估系统和指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质性研究强调把确实性（trustworthiness）作为评估定性研究工作价值的最适合的结构性指标。这个结构性指标包括可信性、可靠性和可证实性。可信性（credibility）反映了所生成资料的模式以及这些模式的解释准确地反应被试的思想、行为和决策的程度。可靠性（dependability）则与传统范式中的信度相似。可证实性(confirmablilty)是定性资料以及它们的解释可被鉴别的程度。
在Sadler（2004）的社会-科学问题情境道德敏感性测验中，每个被试都要接受两个独立的访谈[23]。第一个访谈是在被试阅读了非结构性的社会-科学问题情境故事之后进行，被试被要求陈述该问题解决时可能要考虑的所有因素，然后详细阐述基因和克隆技术是否应该被运用于医疗的观点和理由。第二个访谈在二天后进行。该访谈的第一阶段是先由主试陈述被试在第一阶段访谈中的观点和看法，并鼓励被试评价这种陈述是否准确体现他的原有观点并澄清了某些误解。该访谈的第二个阶段是主试采用半开放的访谈形式鼓励被试陈述当他们面对和尝试解决这些社会-科学问题时所考虑的所有因素。很显然，给被试机会以评价主试对他们先前观点的陈述对于构建研究的可信性和可证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分离的访谈又可作为所获取的资料的均值，被试在两个访谈中的反应可以籍此进行比较并作为可靠性的指标。另外，独立的访谈者和研究者各自对被试所提供的观点和考虑的因素进行独立的分析，再汇总他们的分类标准并随机抽样进行统一标准的评定，如果评分者内在一致性信度系数超过0.9，那么这套分类标准系统就可被视为适用于所有的样本。这样，一个完整的道德敏感性质性研究的确定性结构就被建立起来了。
5 进一步研究的思考和展望
5.1 理论的完善与深化
四成分模型是道德心理学一个重要的理论进步，然而，作为成分之一的道德敏感性的理论构建却相对薄弱。综合起来看，道德敏感性研究首先须要在理论上探讨和深化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概念内涵来看，道德敏感性究竟是对复杂模糊情境有无道德问题的敏感还是对情境的道德含意的敏感程度抑或共而兼之？第二，与四成分模型强调各个成分都包含着认知与情绪的复杂交互作用的观点相应，道德敏感性中的认知和情绪成分是如何存在、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相互影响的？我们从识别、觉察、想象、解释等认知角度还是从直觉、移情等情绪角度入手更能接近道德敏感性的内核？第三，除了认知与情绪这一基本心理过程维度外，道德敏感性还存在哪些其它维度的层次结构？例如，所有的道德主题是否都如公正敏感性中的场合—特异性那样，表现出个体以观察者、受害者、犯过者等不同角色卷入时的观点效应？第四，道德敏感性在四成分模型中被理解为解释情境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究竟是一种倾向于相对稳定的人格结构还是一种倾向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主客观因素的心理状态？它在形成过程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第五，道德敏感性对四模型结构中的其它成分或更多成分乃至道德行为究竟有何贡献影响？这种影响又将受到哪些因素的中介作用？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既是道德敏感性理论构建的必要步骤，也是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和测评、干预等应用研究的必要前提。
5.2 研究重点的转向与回归
除了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之外，道德敏感性的研究重点有待从职业伦理领域转向，并回归道德发展研究。自四成分模型提出以后，有关研究者在医护、咨询、会计、媒体、运动、科学等职业或专业领域对道德（伦理）敏感性做了大量研究，而在道德心理学的主干方向——道德发展研究上却相对偏少。Rest曾以Hoffman的移情研究来引证道德敏感性的早期发展，有关天才儿童的质性研究也反映了早期发展的道德敏感性在儿童道德判断和推理能力成熟之前对道德行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随着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道德同一性的成熟、道德动机的调控功能的增强，道德敏感性对道德行为的促动作用将越来越转化为间接影响。我们需要重视的是，这种转化是如何随着个体的发展而发生或延续的？弄清道德敏感性对道德行为的作用性质和作用力度的发展变化轨迹之所以是道德敏感性发展研究的重中之中，正是因为其结果将直接指导道德敏感性干预和教育策略等实践领域的应用。另外，诸如公正、关爱、宽恕这样的道德主题或更多的核心价值观能否相对独立于儿童贫乏的知识背景而表现出道德敏感的领域普遍性？儿童道德敏感性的发展与其它能代表其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的问题如人际关系敏感性、自我敏感性等有何关联？这些引人关注的问题都尚需更多的经验性资料的累积与实证研究的检验，它们也正是道德敏感性发展研究的主要生长点。
5.3 研究方法的拓展与改进
尽管道德敏感性研究的方法手段始终处于进步与完善之中，但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拓宽视野，丰富、改进道德敏感性研究的方法与手段。从根本上说，道德敏感性研究方法的改进首先还是取决于道德敏感性与一般认知活动以及道德判断的实验性分离。例如，假设越模糊的非结构性情境越能检测出道德敏感性发展的个体差异的话，而越模糊的情境也越会迫使认知能力有限的儿童把注意力集中于杂乱的情境线索中而干扰了道德敏感性的触发，这是一对很难解决的矛盾。事实上，一个真实事件触发人们的道德视角和道德关注的“有与无”以及“多与少”，远较一个行为让人们判断“对与错”要复杂、暧昧得多，而这种非结构性的情境问题即便是触发了儿童头脑中的道德图式，但是这种图式能否如生成性测验那样由儿童一一表述出来，如何使其测验效度不受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状况或其它心理特点的污染，这对研究设计显然提出了很高的技术要求。
此外，除了与当代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改进保持同步之外，道德敏感性研究更需注意来自三个方面的借鉴。其一，当代心理学对某一心理结构的分析越来越强调在多维视角上的建构。道德敏感性研究也应在分析其多维结构的基础上，开发出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的检测工具。这种思想不仅应贯彻在自陈式评定问卷的开发上，也应体现在故事情境投射或真实情境实验中。其二，建立在神经心理学和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仪器技术基础上的情境模拟测验范式，能通过创建可视、可听的多媒体三维环境，在虚拟的问题情境中，让被试身临其境地体验甚至通过设备操纵情境的变化。如果辅助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或脑电分析系统、多导生理信号记录设备和眼动设备，那么其对道德敏感性的检测可能会更加客观。其三，建立在当代认知心理学双重加工理论基础上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范式，如Stroop任务、语义启动、评价性启动、无意识启动、Simon任务以及内隐联想测验等可为道德敏感性研究提供加工分离上的启发。这些方法的原理与道德敏感性的某些自动化加工特性非常接近，因此如果在技术上加以改造，可能会成为更为简便的道德敏感性量化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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