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某市街头发生一桩交通事故。两辆摩托车相撞,当事人爬起来后,既无口角也不道歉,而是不慌不忙地各自掏出手机,背对背,站在马路当中对着手机不停地诉说,惹得不少人围观。两位巡警路过上前干预,肇事者竟不搭理,旁若无人地自顾自地继续打电话。巡警询问两遍不见效,私下一嘀咕：“算了,他们都有熟人,咱们走人！”过后,果然大家分头去幕后私了。这就是当地“惯例”,是近年兴起的不成文“规矩”。这种现象仿佛成了一种隐性游戏规则,它取代交通法规,另起炉灶摆平交通事故,尤其处理交通事故的经济理赔。至于公平与否,在当今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仿佛并非首要,很多时候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关键不在公平而在摆平。没有一种法规绝对公平,关键在大众的认同与接受。本文节选自于阳著《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
关系网是隐蔽“组织”某人,若与你非亲非友又有数面之缘,他是否是你的关系,还真有些说不清,连你自己都回答不出来。但这一切并无碍,你们交往的行为将替你作答,引领你摸着石头过河,一边交往一边确认。确认的标准就是人情授受,即大家有无互相委托办事及有无办事后的酬谢。人在,人情在,人情在,关系在。当甲帮乙办事,乙还甲人情。这一来二去,遂成“关系”。经过头一次,若两人一致期待将来一直交往下去,那关系就开始逐渐变“铁”了。所谓“铁”哥儿们就是这般诞生的。关系的建立、动作都依赖于人情交换制度。凭着人情,关系就逐步建立了,它与国法党纪属于平行面。关系一不买国法的账,二不买党纪的账,相反,它要寄生在单位和团体身上吮吸血液,营养自己。搞关系、走后门,尽管声名如此不雅,但是现代法治社会奈之何如,法律属刚性,关系属柔性,就像重拳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有时连击打的目标都找不着。监察部门能轻易掌握单位内私人关系的一手材料吗？掌握证据是困难的。关系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当事人私下操作时自己心领神会。当事人说有即有,说无即无,旁人不易取证,甚至不易观察。上面说过,有时连他们之间在某桩事情上都要相互试探一下,耍耍太极拳,看大家是否一伙儿,更遑论别人。关系网是城市的脉络关系极为重要,但对不同城市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在小城市,关系是生活必需品；在大城市,关系给生活锦上添花。关系的有效性与城市规模大小紧密相关。以50万人口是一道界限。人口50万以下城市很容易并且大多数都发育了成熟的关系社会生态。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很牛气的老江湖通常拍胸脯道：“这城市任一角落,我都能通过关系找了去！”这个“找了去”的尽头,就是50万左右的人口范围。任何长袖善舞的老江湖都不敢自诩在一个人口过千万的大城市,可以随便“找了去”,除非他是市长。因此,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普通人都有本事通达城市某一个角落,只要他掌握了基本的关系术。因此,50万人口就是一个上限。但是,如果将500万甚至1000万人口当作一个整体,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和精力铺设这么大的关系网。在两极端之间,即人口介于50万—500万之间的城市,是一种模糊的样本,这一类大城市初步建立了公共社会的雏形,所以一个普通市民不依赖熟人也可以依靠公共体制———市场和宪政机制生存。但是由于许多这类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一些涉及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不易得到满足,譬如提职晋升、工作调动、亲属户口农转非、幼儿入托、子女转学就学、公务人员无理刁难……此时,熟人关系就很好用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到2000年,中国90%人口都生活在人口15万以下的城镇,也就是说90%基层人口肯定处在关系网生态适宜滋生的人口规模中。关系好办事在中国的中小城镇,居民日常要紧的事情常常诉诸关系网,而非诉诸公共行政程序和社会团体。即使走行政程序,要害也在托关系———行政机关里的关系,进办公室只为走过场,使走后门合法化。事情于幕后早已商定,进办公室无非填几份表格,戳几个红印。在现代中国人观念中,关系总与“办事”连在一起。想到“关系”,总是要办事；若要办事,总是先想有没有“关系”。不办事的平常日子,也未雨绸缪,每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忙于应酬,巩固关系网以备不时之需。常人简称之“打基础”,也叫“应酬”。“应酬”是一种优先价值,只要电话里交代“今晚有个应酬”,毋庸解释具体,就不用回家陪妻儿吃饭。事实是,很多中国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关系”生存,生存自然比陪妻儿吃饭重要。“关系”已是中国人的非正式制度,不同人的差异只是依赖程度不同。关系能帮助常人办事的范围几乎无限制,小事如买猪肉、买葱可以省钞票,大事如升官发财、晋级提薪、开店办厂可以通路子。按通俗说法,托关系也叫走后门。有后门就有前门,前门是正统体制,是公共宪政程序,也就是俗称的“白道”。后门不仅走得通,有时还必须走,进而走得泛滥。这种现象是一切转型期或者制度不稳定时代的常见情形,是制度不健全造成管理真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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