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忡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最终还是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很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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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之逝使"四人帮"狂喜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盲。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1935年8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的，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

　　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在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9月20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