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年6月28日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至于王洪文，早在1974年12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如履薄冰，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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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也来个"反戈一击"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架子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才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