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方面军"。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再版前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觉，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上报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带有明显的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五千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台湾在1969年对于正红得发紫的"文革派"人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评述，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只有"文"、"献"并重，才能写好纪实长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