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二十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的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处于相当混乱之中。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被我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本，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是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在当时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本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六时离家，八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