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

　　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

　　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

　　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二十万册；

　　张春桥，十五万册；

　　王洪文，十三万册；

　　姚文元，五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的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 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