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口碑。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于是，我着手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采访。我以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既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1986年10月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报道《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对该报记者说过："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作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文革"的"重灾户"。"文革"第一炮，打的就是他。他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她还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

　　秦桂贞是江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借住的那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这才在一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已对她作了一些规定，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予接待。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才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此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带我到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住处。直到她离开人世，我还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在最高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夫人黄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我庆幸及时采访了黄晨。不久之后，她便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