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356页。）

　　廖祖康的这一估计，显然因为他是长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从王洪文那里得知中国政界最高层的内部斗争形势，所以他的话不多，但很准确。

　　徐景贤听了，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就这样，"四人帮"上海余党在10月8日上午作出了北京"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判断。

　　但是，这一判断，还只是"极可能"而已，尚未得到最终证实。

　　尽管尚未得到最终证实，徐景贤和王秀珍开始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们以及上海的重要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做好应付突变的种种准备。

　　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在1976年11月5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描述了10月8日下午在上海康平路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紧急"打招呼"会议的情形：

　　8日下午三点，我去康平路小礼堂开会，会议由徐景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秀珍、冯国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说：给大家通一个气，马天水7日去北京开会，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马的秘书）打电话回来，说是老胃病发了，估计中央可能出事，会议就散了。（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为了摸清北京的真实情况，王秀珍派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在8日下午飞往北京，打听消息。王秀珍与他约定了暗号，如果北京果真发生"右派政变"，就来电话说，"老娘心肌梗死"。

　　确证北京动向异常，是在10月8日晚上。

　　朱永嘉这么写道：

　　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等，他们向北京打电话，探听消息，后来缪文进（金）打电话来讲老娘心脏病发了，是心肌梗死，这样大家认为是"右派"政变……（注：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当时，确证北京动向异常，除了缪文金的电话之外，还有两个电话。

　　一是王洪文的"小兄弟"祝家耀打来的。祝家耀是王洪文把他调入公安部，准备安排他当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在电话中说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三句话清楚表明，北京发生了"右派政变"！

　　紧接着，文化部刘庆棠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刘庆棠所说的"我们文化部几个人"，无非是指于会泳、钱浩亮等人。"病了"，也就是失去了行动自由。

　　这三个电话，最终证实了北京发生了"天大的事"！

　　目前，当当网、卓越网、北发网有售

　　发行热线：010-653695276536952965369509

　　邮购热线：010-65369530

　　10月8日：上海疯狂之夜

　　由于已经确证北京的"右派政变"，在上海康平路举行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便变成了一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

　　后来，朱永嘉是这么描述的：

　　当时我跳出来说：我们得准备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王秀珍在会上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还说舆论工作叫我去准备。徐景贤和冯国柱、张敬标商量后，宣布几项决定：一，现在开始作武装暴乱的准备；二，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与冯国柱去民兵指挥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园；三，部队方面要做一点工作；四，张敬标仍留在办公室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