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天水和周纯麟突然奉命前往北京，曾引起徐景贤和王秀珍的怀疑，但是他们到达北京之后，并未发来异常的信息。

　　10月7日晚，王秀珍打电话给北京京西宾馆，找马天水。

　　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接的。房佐庭告诉王秀珍，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其实，当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会议。遵照中央规定，房佐庭对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

　　当王秀珍要房佐庭找马天水直接通话时，房佐庭推说："马老在洗澡。"

　　由于电话是马天水的秘书接的，所以没有引起王秀珍的怀疑。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个电话。当时，于会泳告诉徐景贤，"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

　　接着，徐景贤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萍打了电话。刘湘萍则告诉徐景贤："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尽管于会泳和刘湘萍的答复隐含着异常情况，但是还不足以使徐景贤对于北京局势作出发生异常的决断。

　　这样，10月7日那天，上海在平静中度过。

　　10月8日，上海陡然紧张起来！

　　发现北京动向异常，是从10月8日清早开始的。

　　1980年12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开庭审问王洪文、张春桥时，徐景贤作为证人出庭。徐景贤在证言中，详细叙述了当时发现北京动向异常的过程。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老婆）李文静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引者注：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引者注：当时萧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引者注：这时，徐景贤又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那里获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这种种迹象就使得我们很忧虑。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我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人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