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颜通十六岁，他是被招来做保安的。在朝阳区做保安的日子里，颜通在团结湖公园里结识了一个姓宋的老师，那位八十一岁的老先生教会了颜通形意拳。
颜通后来跟我说起他家里的事，我们都感觉自己的家庭有几分相像之处。不过，他是家里的独子，他说，我只不过在生活中吃了些苦头，还没有经历过更多的事情，没有感觉到心苦的滋味。他说这些的时候，有些成熟得令人生畏。
没有意思的日子，颜通想摆脱这种生活，他决定换一份工作，换一种活法。
后来，他跟人卖了三个月馒头。在早上四点就起床，去把馒头拉回来。然后骑着三轮车在早市上挤在人堆里，直到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才会回到老板那里。在那三个月里，颜通这个南方人居然没洗过一次澡，没理过一次发。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他在一个澡堂子里泡了整整一天，决定不干了，回家过年，那时候他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
我也两年没回家了，颜通后来跟我讲他回家的情况时，我的泪水陪着他一块掉了下来。
颜通回到家里，大吃一惊，他妈妈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后来，母子俩一块闲唠的时候，母亲说村里人传着关于他的各种消息，有的说他练法轮功了，有的说他坐牢了，有的说他变成残疾了。反正各种谣传让母亲的心里惶惶不安，后来母亲干脆到村头上去等，每次一见有骑三轮车的经过，母亲就跟上去追，一直要看清楚不是自己的儿子才会罢休。
过了年，颜通决定再次到北京来。走的时候，他爸和一个堂哥送他，一直送了有二三里路。颜通说，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北京，在北京要干什么，有一种很茫然的情绪。但是他要走的念头却是定死了，他后来说可能一个农村孩子，觉得自己能闯一点就闯一点，哪怕闯不出来，也比在家里窝着强。
一出门，鞋带松了，颜通蹲下来系鞋带，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他在讲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老是回想起初次去少林寺的那个晚上，当我挂掉家里的电话时，我的眼泪是怎么样汹涌成河。
颜通的父亲早年患了肺结核，在病床上躺了二十年，平时连一锹土都铲不动。颜通有几次目睹了父亲病危的情况，他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家庭状况。最苦的自然是他母亲，一个家全部压在了一个女人的肩头。颜通很为母亲自豪，也经常觉得母亲太苦了。在对母亲的孝顺上，我们俩人近乎一致觉得，母亲太伟大了。
这一天，送颜通的时候，颜通的父亲跟他说：“孩子，要不是我没本事，能让你受这么多苦吗？”颜通从来没有怨过父母，作为家里的独子，他觉得自己受到的宠爱太多了。但是他觉得那一刹那他父亲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颜通说：“我出来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家庭，好让家里人不再受苦。”
我静静地坐着听他讲他的过去，他的家庭，他的想法。有时候，我觉得他讲的就是我自己。
我问他：“那你后来怎么开始做群众演员的？”
颜通笑了一下，他说这完全是碰上的。最初，为了糊口，颜通和一个同学都跑到一个做厨师培训班的地方，他同学的叔叔是那里的小头目。但他们没有开始学厨艺，他们的工作是在街上散发招生小广告。后来，颜通还跟着表弟断断续续送桶装水。送一桶水挣三毛钱，十桶才三块钱，他们一天最多能送三十桶水，而且累得半死。挣不了钱，颜通就一边送水，一边发小广告，算是兼职了。
那天散发小广告的时候，正好到了北影厂门口。颜通看着门口有很多人，自行车排成了一长溜，他很兴奋地把广告散发给这群人。但大部人拿去却当成扇子来扇。颜通发累了传单，停在树阴底下歇着。
“你们都是演戏的吧？”门口出来一个人，走走问问。前面的人大声应允着，问到颜通那儿，或许是好奇，或许是阴差阳错，反正他就傻愣愣地回答说：“是，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