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在北沙滩，一个月一百二十元，我们六个人平摊，水电什么的，也平摊。这么着，我又学会了一个新词儿：AA。

这么算起来，我来北京第一天晚上花的那二十元，够我住一个月了。我一算账，心疼得直骂那个“红羽绒服”。从她那里，我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欺生”。

我对北京人最初的印象，确实是“欺生”。那时候，公交车五角钱，一次上车，我买了票以后，累得站着就睡着了，醒来后，车上已经开始查票。我把身上所有的兜儿都掏了一遍，没有找到那张票。我结结巴巴地对售货员说：我找不到票了。

售票员是个大嫂，像很多这个年纪的女人一样，她纹着青黑色的眉毛和眼线。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你买票了吗？”

“我确实买了，但现在找不着了。”

“怎么会找不着呢？”

“我打瞌睡，所以……”

我的话被她打断了：“我不管你打瞌睡还是没打瞌睡，你手里有票就是买了票，没有票就是没买票。你要是没买，就补票，否则我拉你到总站去！”

我的“倔”一下子又蹦出来了：“我就是买了，到总站就到总站！”

售票员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这么“横”。

几乎所有的人都往我这边看了过来，我听到许多人在窃窃私语。

“坐车不买票还这么横。”

“北京就是被这些流动人口弄乱的。”

“不好好在农村待着，都往北京跑。”

最终，我还是重新买了票。但那一幕，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许多年后，我能够作为民工代表登上春节晚会的舞台，出演专门反映民工生活的节目时；我能够以一个曾经的民工而成为家乡邢台市的政协委员时，我都会感动，短短几年，社会有了多大的进步啊。

回头看当年，我也理解了那些窃窃私语的人。

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从我出生到现在，中国，赶上了一个怎样的大时代。2008年，我二十四岁。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这二十年，中国走过的，是西方国家一百年才走过的路程。这二十年，是中国走过城市化进程的二十年。

二十年间，大量农村劳力涌向城市，在城市务工收入与农村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下，他们出于“多挣点钱”的最朴素的愿望，从事着城市人不屑于从事的底层的工作：清洁、建筑、修理、洗碗、制衣……没有这些农民工的努力，中国的制造业不可能进展得如此迅速，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创造这样大的奇迹。

我为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感到自豪。

其实，后来我发现，大部分北京人还是很好的。比如我租房子的那个大杂院，街坊四邻看我们不容易，都没少接济我们，谁家煮饺子了，都会给我们留一碗；有一次冬天烧炉子没注意，差点起火，还是邻居发现的。

房子当然不是什么好房子，大杂院里一间北房，有年头了，墙壁乌黑一片，粘着好多不知什么东西，墙皮零碎得好像鱼鳞一样。这个大杂院位置不好，在一个煤场旁边，地上都是煤灰，没有厕所，上厕所要走很远。冬天太冷，我们每个人床底下都放了一个夜壶，大清早，和所有睡眼惺忪的邻居一起，到公共厕所去倒夜壶，也是一道风景。

虽然房子破旧，但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从此以后，我可以说，我在北京有家了。

邻居们给了很多旧报纸，借给了我们糨糊和刷子。我们动手用报纸把整个屋子都糊了起来。擦干净玻璃，屋子一下子亮堂起来；点起炉子，屋子里也暖和了。还有一本旧挂历，上面都是大美人，我们把大美人儿剪下来，贴在报纸上，这下，满屋子都是冲我们甜笑的大美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