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高兴，找到了到北京的同伴。

少年说，他刚刚初中毕业，家里供不起了，就和一个在北京做包工头的远房亲戚商量，让他到北京的工地上去。“一个月能有五百块钱呢，还包吃包住。在家里，我算是工资最高的啦。”少年兴奋地说。

“我堂叔说，干得好，还能出国，叫做劳务输出。”他说。

我听着，有些嫉妒，不自觉地也吹嘘起自己来了：“我会武术。”

“你会武术？真了不起啊。”少年的眼睛里满是羡慕的神色。

“是啊，我这次去北京，就是去拍电影去了。”

“拍电影？你要当明星了呀。”他的口气更崇拜了。

“是啊，你知道吧，会演戏的人有很多很多，但是像我这样又会演戏又会武术的人可没几个。”我兴奋地说。

说着说着，连我自己都相信，我去北京，前途一定非常光明。成龙、李连杰之后，下一个功夫之王，就是我。

然后，我们谈起了北京。那个少年也是第一次去北京。我们幻想，北京就像我们在电视上见到的那样，马路又长又宽，天安门前，永远盛开的鲜花，连冬天都不凋零。我们沉浸在对自己的未来和对北京的幻想中，不知不觉，车已经开到了保定。

到了保定，这个座位上又来了人，我只好离开，和我刚认识的朋友依依惜别。他甚至把他那个远房亲戚的电话给了我，要我到了北京和他联系。我们商量好，挣来了在北京的第一笔钱，要请对方吃饭。

“那么再见啊。”我学着那些大城市人的样子对他挥手。在少林寺，在家里，我都从来不会对身边的人说“再见”。我会说：“我走啦。”

“再见啊。”他也开心地向我挥着手。

日记之四：1999／3／想起了“铁道游击队”

过了正月十五，家里一切都正常了。县城里也不再有什么好玩的了，我就收拾了几件衣服，准备去北京。

邢台火车站还是老样，我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气味。人那个多啊，大家都想去北京吗？不知道他们去北京干什么？挤啊挤，我还是仗着身体灵活，顺利地上车了。站桩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但是火车上的站桩却很难受，因为不断地有人过来过去，每一次都得侧着身子。我的腿都站麻了。还好我不再晕车了。

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人们都可以爬到车顶上去，身手真好。现在的火车太快了，他们还能不能爬上去？我一路胡思乱想，一会儿想到拍电影就自己笑了起来，别人看着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思。

我在北京西站下了车，下了火车之后一看，啊，这就是北京的火车站——北京西站。高楼大厦真高，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的楼，北京那么大，自己真是一片茫然。打听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在哪里，去了之后发现门口有很多群众演员，谁都不认识，反正见了就问。我说这是拍电影的地方吗，他们说是啊是啊，我很兴奋。

真是开心的一天。大街上有一个打拳卖艺的，在那儿练刀，一个定势一个动作，好，好，好，我就这样给人家鼓掌。

北京，我来了。我要拍电影了。

火车到站，已经是下午。那一年，北京的春天，来得不算早。北京西站旁边的绿树，依然还没发芽，风刮在脸上，还是有点疼。

北京的风，和家乡的暖暖的风不同；和少室山上清爽的山风也不同。

鼻腔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有许多微细的粉尘钻了进去。“阿嚏”，我大声地打了个喷嚏，前面的人扭头看了我一眼，我赶快对他说：“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