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的信是在滨海市他的小诊所写的。安达被隔离审查后，他又开始了流浪的生活，流来流去，又流到了他曾经呆过的那座矿山，在那儿落住了脚。那儿的人不嫌他没有行医执照。只要能躲过民兵小分队，他就可以行医看病。找他的都是矿工和他们的家属。

　　他说：“我给他们看病，他们给我吃饭。”

　　他说：“在遥远的异乡，我常常想起我们的过去，我们走过的路。我们都以革命者自居过。我给母亲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儿子要把一生交给革命，你只能过平常的日子，说得很悲壮。现在，母亲确实过着平常的日子，儿子却没能成为一个革命者。这几年逝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少，每一次听到悼词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类词句，我就感到羞愧。”

　　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以为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没想到我又被当作流窜的‘四人帮’分子被抓了起来。我绝了五天食。他们没查出什么，又放了我，但矿山却呆不成了。”

　　他说去年学校给他落实了政策，可对他来说已没有任何意义。他说他不想回来。他说他走的时候给林英这么说过。他心一横，就去了滨海市。他在那儿租了一间房子，给人看性病谋生。

　　他说：“请别笑话我。我现在只想挣钱。我想让母亲和我自己能过得稍微像样一点。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母亲还没花过我一分钱。”

　　他说他现在刚刚开始。他还说了很多很多。他说他不能再说了，因为来了一个病人。他说现在找他看病的人得的都不太光彩的病，但对他来说，他们都是他的衣食父母，他得好好地服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