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栏日暮斗牛寒，千里江山望眼宽。未与嫦娥通醉语，敢呼屈宋作衙官。斩云苦乏青龙剑，斗韵甘降白社坛。剪烛且排长夜烛，商量痛饮到更残。郁达夫的这首诗作得并不是太好，但在这种场合下，只能是

　　合乎格律，以快取胜。当然这也说明郁达夫的确才思敏捷，为中国人争了光。郁达夫在1916-1921年问，在日本报刊(包括校刊，吟社诗集)上发表的诗就有90余首，如果再加上他在国内发表的诗作早已超过百首，当然，未发表的诗就更多(如他著名的自述诗十八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的，但未发表)。郁达夫在1921年出版小说集《沉沦》之前，早已成了一位诗人，其发表诗歌的数量远远超过今天一般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郁达夫与当时吟社"盟主"服部担风的一些唱和诗写得不错，仅举一例：

　　新正初四蓝亭小集赋呈担风先生门巷初三月，词坛第一人。

　　蓝亭来立雪，沧海又逢春。小子文章贱，先生意气真。明年谁健在，勿却酒千巡。服部担风的次韵诗是：

　　海外得知己，同心有几人。说将江汉胜，偕此草堂春。才驾李昌谷，狂追贺季真。檐梅香和酒，索笑与君巡。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诗创作应该不得不承认是失败的。笔者也曾与浙江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新诗的骆寒超教授谈及此问题，他也承认新诗总体失败。尽管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的一大批新诗在当年都起到了向封建主义进攻的战斗作用，并即李贺，字长吉，后人称其李昌谷，是因为李贺家"昌谷山居"，其有《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诗，在今河南宜阳县昌谷水附近。后人称《李贺集》又为《昌谷集》。

　　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历经80年的岁月淘汰，至今已不复有多少人再去吟咏。新诗无格律固然好写，但不好记，实在是他最大的失败之处。虽然很长时间里我们不愿意承认这种失败，但在21世纪我们无论如何都可以看见还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而《尝试集》、《女神》一类新诗却根本听不见了，而不是什么"不新鲜"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新诗确实不如"旧瓶装新酒"的旧诗。而毛泽东、郁达夫、鲁迅则是旧诗的佼佼者。起码他们的诗词还往往为人们引用。郁达夫的格律诗固然在思想性上不敌毛、鲁，但自有其艺术性。"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之类名句常为人传诵。郁达夫有许多名句干脆就是从前人的诗句中化来的。如l917年的《别隆儿》的"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就是从龚自珍的"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得之；1918年的《赠看护妇某》的"不留后约非无意，只恐相思瘦损腰"，"不留后约"语出龚自珍的"不留后约将人误，笑指河阳镜里丝"。郁达夫对古人诗词能信手拈来，而又不见痕迹，这说明郁达夫对中国古诗词运用已能出神人化。当然郁达夫也有十分粗恶的诗句，如"妙年碧玉瓜初破"。

　　郁达夫有一次想托雷长蝶如卖画，说是家传的吴梅村的画，结果服部担风请日本书画界名人滑川淡如鉴定，滑川淡如只"大致一看"便说："毫无价值"。此画被退回给郁达夫。

　　到他赴日本时。这幅画很可能是别人委托郁达夫出售而非郁达夫家传的，因为他与许多日本的上层人物熟悉。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出售文物的情况大约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小课题，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早期收藏了数千枚中国古钱币，但后来就下落不明，笔者至今尚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