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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东京一高"到"东京帝大"(5) 这种性、爱分离的性道德观其实中国也是古已有之。且不说,白居易到老仍多蓄歌妓便有纵欲的嫌疑(似乎这一点并不妨碍这位伟大诗人热烈地歌颂爱情),即使是汉朝的苏武也有与"胡妇"生的儿子。苏武在汉本有妻子,但两千年来的中国史籍似乎从无谴责其背叛爱情。"苦忍十九年"是为了君臣大义,但苏武并未被要求"苦忍"自己的"性欲"。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和苏武均表现了性与爱的分离。中国的封建王朝总的倾向固然是"存天理,灭人欲",但发展至明代,终于发生了一股反拨的潮流,这就是"纵欲"。其理论上的代表便是李贽。李贽结合释道思想说:"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但市井绅商却并不都想"成佛征圣",仅是一味享乐而已,《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便是这种思想放大到极端的文学形象。一味的压抑便有一味的反拨。明末"纵欲"的风气一直弥漫至民初。 应该看到,"以风流自赏"亦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柳永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尽管这首词是后人伪托,但也多半为后来的功名不遂的才子们在"争不恣狂荡"时作了心理依据。 关汉卿《一枝花套·不伏老》: 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镏,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上走。 郁达夫身上常常可以看见柳永、关汉卿们的影子。 郁达夫的不少作品中多写到"樊素"(白居易所蓄之歌妓),有一次甚至将王映霞比作"朝云"(苏东坡的妾),足见其对苏、白的风流十分崇拜。郁达夫还曾十分喜爱清代史震林的《西青散记》,并多方觅得佳本赠给妻子孙荃(此书至今还保存在富阳孙荃家中,上盖有"郁文藏书"的藏书印)。其实,《西青散记》是一本极端宣扬男尊女卑的书。本书女主人公贺双卿是一位18世纪的中国才女,多次遭到"才子"的诱惑和调戏,但是坚守妇道,甚至能忍辱负重。中国的文人传统似乎有这样一种"才子逻辑",就是为妻者必须守妇道,而才子遇见佳人则可以允许有百回艳遇,甚至还可能由此得出一种反证,即无艳遇也就无所谓才子。所以中国的才子几乎无一不有艳遇的。郁达夫的一生几乎每一阶段都是以"风流才子"自命的,这便是郁达夫的一个主要的心理特征。郁达夫刚结婚就赠送《西青散记》给孙荃,似乎是有向孙荃灌输"才子逻辑"的嫌疑。中国文人性与爱分离的传统则有可能给郁达夫的"多情"以至于嫖妓都提供了一种心理依托:即放浪形骸并不会影响志向的高远和人性的纯洁,有时候甚至还是对人性的一种探索。比如,郁达夫在日本第一次嫖妓之后十分后悔,然而却又这样想:"沉索性沉到底吧!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这就很有一点李贽的影子,他明知这是去下地狱,但又自诩为"见佛性"。 郁达夫的青年时代是中国的封建帝制刚刚结束,而新道德又远远未建立的时代。民国元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在上海发起过"进德会",1918年蔡元培又在北京大学发起建立了"进德会",提倡八戒,首戒即是戒嫖,其第三戒为"不纳妾"。然而5月28日开大会时,入会者除教职员工l50多人外,学生于听亦仅300多人。这在当时虽亦是"蔚为大观",然其对大学墙外的社会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l921年郁达夫自日本回国至安庆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英文科主任仍然嫖娼,这有当时的同事易君佐的回忆为证。郁达夫将这期间的生活写成了有连续性的两篇小说《茫茫夜》和《秋柳》,小说中的主人公于质夫明显有着郁达夫的影子,这并不仅仅是两个名字的相像。小说中法政学校教师群起嫖妓,一位教师倪龙庵怕被学生撞见,然教师于质夫说:"色胆天样的大。我教员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却不愿意被道德来束缚。学生能嫖,难道先生就嫖不得么?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恐怕更下流的事情,他们也在那里干!"其实,倪龙庵的意见不过是"总应该隐蔽些"。 学生能嫖,难道先生就嫖不得么? 这句话今天听起来似乎是可以在中国引起"十级地震",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风习中却是非常司空见惯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破"与"立"的交叉阶段,从蔡元培的"进德会"来看,要"立"新道德,自然要禁嫖;但从于质夫来看,他首先要"破"的是千百年来的"禁欲主义",那自然要"纵欲",嫖便是"性觉醒"的武器,而且还要在"性"的自由上与学生去争"平等"。"纵欲主义"虽然与"禁欲主义"同为毒草,但在向封建主义进攻的时候,"纵欲主此时已在婚后,带孙荃去一同生活。 在某种意义和一定阶段上实在是革命的同盟军。倪龙庵的"担心",显示了初生的新道德已经对他们形成了压力。但是于质夫们毕竟还是去"嫖"了,这说明整个社会习俗总的倾向对他们还是纵容的。中国至晋、唐有了正式的妓女之后,嫖妓一直被官、民视为一种"购买行为",至今港台仍称之为"买春";而妓业被视为商业,要纳商业税。妓贱,然嫖妓者不贱。谢安"携妓东山",李白"载妓随波任去留",人皆羡之(其实即使今天也仍有不少文化人窃羡之)。 陈翔鹤在《郁达夫回忆琐记》中说:"在北平当时知识阶级逛窑子的,风气相当普遍。所谓成双成对的正当青年男女们相约公园,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者,实在尚不多见。所以学生逛胡同,教授也逛胡同,大家各不相照。而达夫兄同我们逛胡同的次数也相当多。"郁达夫当时曾劝陈翔鹤宿妓为陈所拒,但陈能多次陪郁逛妓院,而又不敢劝郁戒嫖,可见当时新道德还处于下风,连文化人也不以嫖妓为耻,更何况无文化的民众呢?郁达夫从旧文化中受此种影响甚深,他是从旧世界走过来的人,他自然按照旧世界的习俗行事(比如他视嫖妓为买卖双方皆自愿的行为)。我们不能要求郁达夫去作蔡元培,那是苛责古人。 |